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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 方世蔚，张元兴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汉末魏晋之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英雄辈出。在这金戈铁马的背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从儒家的入世务实转而开始了虚无的清谈，而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到底为何会出现，它出现的时代给了它什么样的条件，本文将作以探究。 [关键词]：党锢之祸 清议 名士 门阀体制 风度雅量 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在士大夫官僚与太学生中出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清议。这时外戚势力失控，皇权扶植宦官势力进人官僚队伍， 以抗衡外戚。遭到外廷官僚与太学诸生的抵制，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名士结合, 对抗皇权以及依附皇权的宦官势力。促使清议的产生，在下文我们将具体探讨其产生的条件及发展： 一、清议的产生 (一) 党锢之祸的发生 延熹九年，宦官赵津、候览等党羽与张矾、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士大夫、外廷官僚及太学诸生，在政治低潮下，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战胜敌人采取了过去乡举里选的[清议]形式。”⑴而清议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风谣”与“题目”两种，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就是都注重社会舆论，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政治发生了巨大影响，时太学生三万余人，规模巨大，太学很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清议对当时士人的政治生涯也有很大影响，能作为名士的都是社会上有声望的士人，能获得名士的认可，或自己因清议成为名士，社会地位便会水涨船高，从而进入政坛或依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左右政局走向。 （二）九品中正制的施行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只重家世、轻视才德，结果往往把真正的贤才排斥在外，而阀阅膏粱子弟则高居显位.其次，望族高门的士人品第虽高，但品德却不一定清廉正直。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⑾何晏、王弼以为，天即道，道法自然。名教本于自然。名教是有的表 现，自然是无的本来状态，君主只要恪守自然无为，就可以上顺宇宙本 根，下顺百姓自然之性，从而稳定政治秩序。同样，百姓若能笃守无为，不以物累形，就可全性保真，安稳过活。他们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学， 把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揉合为一。 正始玄学家在哲学领域里推崇老、庄，而在伦理方面推崇孔子，力图调和自然和名教之间的矛盾，用道家的哲学为儒家政治服务。可以说清谈之风促使魏晋士人们的思想越发深刻，同时推动魏晋时期各类思想逐步走向同化，魏创九品中正之制，以九品论人，已经是积极支持品题。而品题依据的是公论，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从现实的清议转变为超越现实的清谈，才能使公论合法。由此引发清谈大盛已经是必然。正始名士处于司马氏处心积虑取代曹魏的时期，轮回式的朝代更替使当时的士人感到世事无常，时时产生末世之感，服药和饮酒自然成为他们麻醉自己、减轻痛苦的手段，同时也是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与政治迫害，以求保全身家性命的护身法宝。所以这些名士虽然很多立于朝堂之上，但是思想上却不得不远离政坛，不再谈论政治，转而谈论虚无的清谈，以三玄为主，即《老子》、《庄子》、《易经》。 此外，成书于汉末的《牟子理惑论》一书最早提出三教一致的理念，为佛道儒三教合流创造理论条件。汉末，社会动乱，忠义不存，儒学衰弱，不过，作为王朝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