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包民族学校简史.docVIP

水城县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 简 史 水城县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 简 史 水城县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坐落于猴场乡红星村五组，占地十二亩。她背靠厚重沉稳的张家大山，面临形如万笔朝天的猴场大坡，北临风光秀丽、宛如玉带的打把河，南临蜿蜒起伏的大塘丘陵。学校所处位置犹如一把古琴，在青山绿水间时刻奏出美妙的乐章。这里地处亚热带地区，竹木掩映，四季如春。学校位居红星、打把、补那几个村的中心，因此这几个村的适龄儿童基本都在这个学校就读。学校是水城县仅有的两所民族学校之一，曾经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历史上是猴场乡教育的中心，为猴场乡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可以看出了当年建校领导的匠心独运。 一、艰难的建校历程 水城县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始建于一九五六年。当时水城县民委在水城县创办两所民族学校，即现在的顺场民族中学和包包民族学校。当时，包包民族学校只设小学部，后发展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设初中部。为建设好这所学校，为猴场乡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推动猴场乡经济发展，时任猴场乡党委副书记的王子才老领导（现已去世多年），组织乡党委一班人马通过多处选址，最终把学校建于现在的位置。为了早日建好学校，乡党委政府首先采用了竹木结构修建学校，组织群众编竹篱笆，割茅草，自己拦，自己盖，终于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由于学校狭小，只招收学生三十多人，这远远不能满足服务区内的教育发展需要。为了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学校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修建了一座四合院似的教学楼。建校所用的砖、瓦、石料、木料都是全乡人民投工投劳，特别是石料都是群众到距离学校三公里以外的打把河用人背肩扛运来的，可见当年猴场乡人民的办学热情如此高涨，可以说是全乡人民团结奋斗背来的学校。 二、朗朗书声漫山村 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在乡党委、政府和全乡人民的艰苦努力下，终于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具规模，并于当年九月份扩大招生，从猴场村、补那村、红星村、打把村、小田坝村招收适龄儿童就读，而且把这几个村的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合并在此校就读。从那时起，包包民族学校的学生逐年递增，达到二三百人。也就那时起，沉静的山村有了朗朗的书声，千百年渴求读书的猴场学子终于圆了读书梦。 三、水城教育奇葩 猴场乡包包民族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已故的尹太昌老师，他是水城比德人，受当时水城教育主管部门委派到包包民族学校任教并组织工作。后来，为了充实包包民族学校的师资力量，提高办学质量，水城县教育局先后委派了张登禄、刘文达、陆文郁、王有贤、张顺开等教育老前辈到学校任教。这些教育老前辈不因包包民族学校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贫穷落后，语言不通等困难，而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爱生如子，把自己的所有全部奉献给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悉心指导。陆文郁老师在包包民族学校留下了一句指导后辈教师教书育人的宝贵经验：“不急躁，像小狗儿烤火慢慢来。”就是要求教师对待后进生不要歧视，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有耐心，有细心，有爱心的帮助他们，才能使他们得到进步，才能使他们成才。特别是继尹太昌老师之后的张登禄校长，他为了包包民族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更是付出了毕生心血。张登禄校长在任期间，除了抓好学校的常规管理，并注重学校的绿化、美化建设，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领全校师生种树、种花。如今，当年种下的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望着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优美环境，不禁使人产生“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感慨和激扬讲台，献生教育的激情。正因为张登禄、刘文达、陆文郁、王有贤、张顺开等老前辈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包包民族学校在水城教育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一页，一度成为水城县的名校之一，吸引了临近县、乡的学子到该校就读，学生发展到五、六百人。每年参加中考的录取人数都居全县前列，包包民族学校成了水城教育的一朵奇葩。张登禄等老前辈虽然有的退休，有的已故，但他们献生教育，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四、峥嵘岁月 包包民族学校5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有过辉煌的岁月，同样也有低谷。文革期间，地处偏远的包包民族学校也没有躲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当年，学生造老师的反，老师造校长的反，老师、校长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游街示众，使得学校这片净土乌烟瘴气，教育教学质量急剧下滑。另外，由于撤区并乡，猴场成了猴场乡的政府所在地，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一九九四年，包包民族学校初中部迁到猴场，组建了水城县猴场中学。在初中部迁出的同时，学校大部分教师也随之迁出，留下的教师多是老龄化的教师和民办转公办的教师，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都有待提高，敬业精神不够，同时由于留下的领导班子不得力，导致学校管理很乱，教育教学质量下滑。 五、路漫漫任重道远 2002年9月，猴场乡教育辅导站为了改变包包民族学校落后、管理混乱的教育现状，重新组建了学校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在水城县教育局和猴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