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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旧事散文 　　也许是离开太久，才想起要对老家湘北湖区的一些事情做点记录，又或者，两三年来，一直听到爸妈说起，老家的房子和田地要被征用、拆迁，而我不得不进行一些私人记忆上的抢救。离家太久，有些记忆尤其清晰，而更多的事情逐渐磨灭。费尽心思，我在大脑中搜寻出来的只是雪泥鸿爪罢了。那些空缺出来的年头，只有等着时间之河的水位下降，才能看到早先落到河底的石头。时日匆匆流淌，石头之间尚有很多缝隙，即便再多的失落和伤感，也不能把这些缝隙修补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这十几年来，我都坚持每年回乡两次，待的时间不算长，五六天而已，每次离家，上车以后，老家在眼前一晃而过，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和风景变得有些陌生，甚至开始生硬起来。大概，正在我不经意的时候，这片湖区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朝着一些人想要的方向发展，暗地里却倔强地坚持它的地理规律。 　　在我的眼里，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爸妈的衰老，头发灰白，脸皮黧黑，皱纹如溪水冲积出来的沟壑。即便衰老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事实，我注视从前精力充沛、身体强壮的爸妈如今这样苍老的面容，心里还是生出一种不忍，心里难过的时候，往往，我转过头去，装作望向别处。 　　许多事物并非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怀念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伴随和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转变，比如说老家的水土、风气和习俗。它们从来就在那里，从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就出现，人在其中出生、生活、长大，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忠实地伴随一个人。我如今居住的城市地处云贵高原，坐落群山的怀抱之中，除了雨季让我想起老家的雨之外，四季清一色的风景，很难使人明显地感受季节的变化。十月那天，我无端起想起，老家这个月份人们应该开始秋收，晚稻黄了，田里一片金色;地里的棉秆上炸白了一朵朵棉花;甘蔗高过人头好几尺，已经停止拔节，向阳的甘蔗皮是紫红紫红的。 　　可是这一切，仿佛地平线上的红日，令人沉迷而遥不可及。 　　我们队里来了外地佬 　　我们队里时不时来一些外地人，打猎的、卖馒头的、耍猴把戏的，村里的砖厂更是好多四川的，他们在烧砖的淡季，就帮人打短工，干一些粗重的农活，如挑谷、挑大粪、放鸭子。跟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我们队里的人家似乎很有优越感，称外地人叫“佬”，有点戏谑、轻视的意味，比如说四川人叫“四川佬”，河南人叫“河南佬”。那时候，还没有云南人搬到我们队或者附近的队里。最近十年，云南各地纷纷修建大坝、水电站，由于蓄水移民，就有云南人搬家到湖南北部乡村，我们便叫这些云南人为“云南佬”。 　　我不晓得那些打猎的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他们骑着单车，成群结队，跟秋天的大雁一样。一杆长长的火枪斜绑在单车的三角架上，枪口朝前，斜指天空。单车后座上挂着一只边篓，用来装猎物和其他杂物。每个打猎的都带有条数不等的猎狗，细腿细脚，瘦腰长身子，我们喊这种狗为“赶山狗”。猎人双手擎住火枪，一步一步穿过田地，赶山狗刷地蹿到前面，像是赛跑。偶尔，砰地一声巨响，赶山狗如听发令枪响，嗖嗖奔出老远。一团蓝烟升腾在田野上空。我们远远地看，不吭气，站在屋旁、田里、地头，有的邻居盯住这些打猎的，生怕他们踩坏了自己的庄稼或者菜地，但是没人跟这些猎人打招呼，更别说制止了。 　　有时候在放学回家路上，不时看到打猎的人在田埂上挖的洞，洞口斜着向下，跟地面呈三四十度的角，很浅，伸手进去，还不到我的倒拐（肘部）。洞里一般是丢着几条小鱼或几片萝卜。我偶尔蹲下来看看，没有任何动静，附近也看不到放诱饵的人，他们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像雾里的人影。 　　耍猴把戏的人是哪里人？我还是不晓得，似乎是河南人。一天，我们队里来了一群耍猴把戏的，从七家桥那头，沿着北干渠边上的公路一路走过来，人群和猴子都很沉默。耍猴把戏的都穿得差不多，灰不溜秋，身上挎着两个布袋子，跟我背书包一样斜挎，但是他们一边肩膀挎一个布袋子，包带在胸口交叉，构成一个大大的“X”。每个人牵一只两只猴子，绳子两米左右，一头系在耍猴把戏的手上，一头系在猴脖子上。猴子们四脚着地，翘起尾巴，露出红红的屁股，非常打眼，真是叫人替他们害臊。要是我光起屁股，肯定不好意思出门了。 　　这群人没有在我们队里耍把戏，而是到三咀中学去了。中学离我家两百米的样子，就在姑妈家旁边。我和哥哥、堂哥们跟尾巴，去看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要干嘛。耍猴把戏的走进教室，拴好猴子，再把几张课桌拼在一起，随便铺了褥子。有个耍猴把戏的从布袋子里摸出一个香蕉，剥掉皮，扔给猴子。猴子一边抢过去，一边警惕地四下张望，生怕谁从旁边冲过来抢走它手里的香蕉。喂了猴子后，耍猴把戏的各自躺在课桌上。猴子真是脏兮兮的，比它们的主人更不讲卫生。我们一群小孩瞧得腻味，便一哄而散，回家去吃晚饭。 　　第二天，河南人和他们的猴子就动身了，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猴子跟在主人们的旁边或身后。有的猴子走得慢，就有耍猴把戏的举起皮鞭，凌空一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