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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领衔的不缠足运动 　　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在启蒙环节，新教的传教士是维新人士的老师。我们知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传教士进来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十分在意，包括推行不缠足、禁止溺婴、禁鸦片、推广公共卫生理念，等等。当然，他们也花大力气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救灾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维新人士热衷于提倡不缠足，其实也是跟洋老师学的。在清朝，不缠足有来自官方的合法性。满人入关之初，剃发和禁止缠足，都是朝廷的严令。只是在汉人的坚决抵抗下，剃发令贯彻始终，而不缠足的禁令却形同虚设，不再强调了。众多汉人男子以死相拼，没有保住头发，但更多的汉人女子，以死相拼，却保住了她们的三寸金莲。 　　维新派“接棒”洋人 　　西方人来到东方，怀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缠足这种导致女人脚趾畸形乃至骨折的陋习，引起西方人最大的好奇。那时候，传到西方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形象，都落不下小脚和弓鞋。西方的画师和摄影师们，走到哪儿，眼睛都离不开中国女人的脚。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居然有好多惨不忍睹的中国女人裸脚的特写，显然是花了大价钱。当然，为了拯救中国人，新教的传教士们也特别热衷推行不缠足运动。 　　作为一种从宋代就开始流行的习俗，女人缠足根深蒂固。之所以难以扫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关系到女子的生计。在一个男权肆虐的年月，男人眼中合格的女人，必须是缠足的。一个有身份的男人所娶的妻，必须是三寸金莲，大脚、天足的妇女，可以为婢，勉强可以为妾，但绝不能为妻。 　　缠足习俗盛行的地方，即使是小家碧玉也必须缠，否则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就等于没有饭辙儿，所以，不管父母是否忍心，都必须逼女孩儿家缠足。所以，想要把这陋习革掉，靠个别人的努力，显然是不行的。如果在教会的努力下，某个教民的女子不缠足了，那从此她的生计就得教会替她着想，加入教会医院或者学校，从此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否则，这个女子就没有活路。 　　维新运动之前，教会多年的不缠足运动推进有限，他们特别希望中国人自己来推动这个运动。而维新人士之所以乐于“接棒”，是因为在他们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国民改造的路径。他们觉得，缠足的母亲养育出来的子女，必定是不健康的，而且女子缠足，就无法承担重体力劳动，等于一半的劳动力废置。所以，国虽大，人虽多，但国家依然贫弱。 　　同时，推进不缠足运动，也是一项恢复祖制的行动，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故而，一时间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堪称维新运动中唯一接地气、深入底层的活动。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人发起成立“不缠足会”，总会设在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设立分会。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为妻，已缠足的女子8岁以下者须一律放足。据西方教会统计，在那几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到30多万，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都报道过不缠足运动，为之鼓与呼。《时务报》一时洛阳纸贵，却每每抽出宝贵的版面报道、评论，还连续刊登各界人士捐助不缠足会的名单。《湘报》则不仅有相关的时评、社论，还有诗歌。所以，湖南的不缠足运动最有声色，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刷《不缠足歌》，派人挨家赠送。新化县有位秀才，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登门宣传不缠足的好处。某些参加县考的童生，甚至在自己的考篮上贴上“不缠足会”的字样。不缠足运动也鼓励已经缠足的女子放脚，为了对应这种“解放脚”，有人还特意开设了订制各种云头方鞋的鞋铺。 　　不缠足的功利用意 　　康有为未出茅庐之前，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就是联合曾经出过国的乡绅区谔良，在自己的家乡办了不缠足会，并且身体力行，不再给他的女人们缠足。在不缠足会中，针对不缠足的女子不好嫁的问题，他们规定，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如果在九岁以上，已经无法恢复天足，在报名登记后，亦可以与会中人婚娶。 　　有趣的是，当年发起并推行不缠足运动的，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几乎看不见女人。这样的运动，似乎是为了解放女人，但是，整个运动的话语却是男人味的。连女人缠足的痛楚都没有多少人提及，在这些男人们看来，不缠足主要是富国强兵的一种途径。 中国缠足妇女像，摄于1900年。 　　发起运动的人，接受了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缠足的妇女，不仅难以生出健康的孩子，还使得女人无法劳作，进而影响产业的增值和国家的税收。如果能实现不缠足，则国家的财富会因此增加一倍。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女子不缠足了，那么有战事的时候，女子也可以上前线杀敌。其实细究起来，这些说法的根据都不足。 　　虽然说，缠足对于女性的身体是一种摧残，但没有证据表明缠足会影响生育，进而影响育儿的质量。至于缠足对于产业的影响，好像也不会如此直接。中国的下层民众，女人即使缠足，似乎从来就不可能闲着，不论出嫁还是在家，都得干活。不仅要干家里的活，外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