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中的襄阳.docVIP

柯金萍 汉语言文学 试论明朝时期的襄阳 【摘要】襄阳市，原名襄樊市，隶属湖北省，在2010年12月更名为襄阳市，在历史上也多以襄阳著称。襄阳建城较早，传统说法认为其有2800年的建城史，不论精确与否，我们都不可否认它的悠久的历史。襄阳在历史上是鄂西北之首府，正所谓“驿道通南北，汉水贯东西”。本文主要是就明代的文学中有关襄阳的内容，来探讨在明朝时期，襄阳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关情况。 【关键词】襄阳 经济 政治 文化 襄阳市位于中国的鄂西北地区，有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穿境而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因此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襄阳已呈现“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盛况，宋元年间，更是“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到明代，其城市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也迅速发展成长起来，日渐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集散地。因其经济的昌盛，其政治、文化地位也相应提高，在当时影响颇大。 一、明代襄阳的经济状况 明朝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过客，虽然步履匆匆，但在前代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王朝经济的高度繁荣的局面，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上下吴蜀天中央”的襄阳，凭借其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经济获得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城市迅速成长壮大起来，整个襄阳地区都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学也出现勃兴局面，以市井细民为题材的商贾小说或话本已是屡见不鲜，如“三言”、“两拍”等文学作品。明朝时期襄阳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这些作品中可见一斑。 首先，中国传统的观念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经商为贱业的思想根深蒂固，商人为四民之末是一个恒久的价值界定，文学作品中表现商业活动、对商贾的正面描写的内容是寥若晨星。但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风气突变，商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于社会面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商是安生立命之道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文学作品如拟话本小说中的商贾小说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拍案惊奇》中的第一、第二主角很多都是商人，而“三言”120篇小说中，写到商人和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就有50多篇，这些商贾题材的小说正是时代特色的反应和产物。由此可见，就整个明代社会而言，商业的繁荣景象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有驿道通往南北，凭汉水贯穿东西的襄阳，其经济的发展程度更是可以想象的。 其次，在“三言”中也有直接点到襄阳，描述其商业发展状况的。比如在《喻世明言》首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姓蒋，名德，小子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做伴，就叫他学些乖巧。 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蒋家是世代经商，蒋兴哥父子已经将外出经商看成是安身立命之道，是决不可轻易废弃的。而且从兴哥的父亲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也可以看出襄阳商人外出经商之常见和经商路径之远。后文中有徽州新安县商人陈大郎来襄阳做客买卖，则更加明确地反应了襄阳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往来交流之频繁，表现了襄阳商品经济的繁荣。 此外，尊儒重仕原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但在这里将兴哥丝毫没有想要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方式来谋取仕途，而是坦言要外出经商，寻求商业利益。古人入仕，一方面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生活，寻求生计。蒋兴哥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经商，是因为经商同样可以改善他的生活，给他带来财富，让他成家立业，光耀门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商业在襄阳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侧面烘托出了襄阳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 二、明代襄阳的政治状况 明代建立于公元1368年，其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巩固其统治，采取了各种政治措施，对地方加强管理和控制。地理位置优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襄阳地区，自然也使统治者们倍加重视。 明代像襄阳这样的地区，以商业、军事机能为主导，人口流动性也比较大，所谓物欲横流，人多事繁，是社会治安的薄弱环节。因为这些市镇兼有文治武功，其管理机制不容忽视，统治者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视。常派驻政府官员到市镇加强管理和控制，同时还增设王藩，确保地方在皇族控制范围内，以免被外族入侵或发生地方农民军叛乱。 在明代，时人认为，“地方官深居衙署，若听任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亵。且一县之中，市镇不一处，相距县署远者或一二百里，近亦不下数十里，万难日日亲历，其势不能不假手于丁胥… …”鉴于此，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市镇的控制管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据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