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论语观.docVIP

朱熹的《论语》观 梁 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朱熹对传统儒家的多部经典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在他的经典体系中，《论语》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他从“十三四时，受二程先生《论语》说于先君”[1]之后，毕生致力于对《论语》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朱熹并非纯粹是为了知识而诠释《论语》，他也重视把《论语》中的圣人之道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实践当中，终其一生都孜孜于对《论语》的诠释和对《论语》中圣人之道的践履。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朱熹对《论语》的认识，代表了理学与宋学论语学的观点，也对宋代以后的《论语》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 朱熹于诸经之中特别重视《论语》，《论语》在朱熹的话语中经常是与四书紧密相联的。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并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从此产生。 朱熹把四书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甚至置：于六经之上。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子、孟子的言行，最得圣人当初的本意，通过对它们的阅读和诠释，可以了解圣人之意，并上窥圣人之道。而《诗经》、《书》、《易》、《春秋》等书，虽经孔子亲手删订而归为经，但与孔子本意毕竟还隔了一层。他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2]《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2］朱熹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四书及其他经与圣人之意之间的远近，他说：“《论语》易晓，《孟子》有难晓处，《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2] 在朱熹的经典体系中，四书的地位高于六经，六经被放在从属于四书的位置。朱熹认为：“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2]2027他还引二程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2］可见在四书与六经之间，朱熹是主张由四书而至六经的。从学术史来看，六经本是“先王之陈迹”，即三代至商周以来的历史文献，虽经孔子的整理，但孔子自己也声明他只是“述而不作”。而《论语》、《孟子》等四书，却是既述又作的，是原始儒家以各种方式诠释六经的思想成果，更多地、更直接地表达了原始儒学的价值理念、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和人文关怀。这些正是朱熹创新儒学、建立其理学思想体系所需要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六经在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则明显不如四书。因此朱熹才会重视四书过于六经。而他所确定的四书系统也逐渐上升为儒家经学中的核心经典，地位超出六经之上。 关于四书之间是否有一个确定先后次序，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四库全书》中《四书章句集注提要》说：“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后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提要》把历来这四部经典编排次序的变化梳理得清清楚楚，但认为四书的次序“非宏旨所关”，却未必正确。在朱熹心里，四书是有轻重、先后、难易次序的。朱熹对四书的次序产生足够的重视，是在60岁前后。由于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二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才逐渐注意到四书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其先后次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3］。朱熹在给吕祖俭的三封信中，先后三次谈到《论》、《孟》、《中》、《大》四部经典，每次都把《论语》放在首位。从朱熹所规定的四书的次序，我们也能找到《论语》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二 在朱熹的心目中，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考虑，《论语》分别处于四书中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第一种关于四书次序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他的“道统”思想，四书是为“道统”思想的载体。按照朱熹的逻辑，儒家诸“先圣先贤”的传承顺序是“孔子晚年方得个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2］。所以，儒家的道统是由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而同时朱熹又认为，《论语》是门人所记孔子言行，中间有孔子本意和圣人之道；《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孟子》可能是孟子本人所作。所以，按照儒家道统传承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序列，《论语》自然就处于四书之首。朱熹这种按道统序列对经典的次序排列，体现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积累、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