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我的青春不编剧.docVIP

李樯：我的青春不编剧 　　你的性情会决定你的遭遇和命运，所以人一辈子其实都是在跟自己斗争，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战士。――李樯 　　从讲述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激烈碰撞的电影《孔雀》，到反映小城艺术青年生命状态的电视剧《立春》，再到掀起全民怀旧情绪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些作品因为同一个人而建立了奇妙的联系，这个人就是编剧李樯。 　　有人说，编剧界需要李樯，却不需要太多的李樯。的确，李樯的作品无论是自发写作，还是迎合市场而作，都带有浓浓的个人气息。对一个饱经现实侵凌的人来说，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李樯说，我并非要刻意游离于群体之外，只是我已经不合规矩了，就只好跟随天性走下去，对我来说，保持自己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我害怕我会成为堂吉诃德，与风车为敌 　　和《立春》里的主人公一样，李樯曾是小城青年。那些滞留在故乡河南安阳的岁月后来都成为了他绵绵不绝的创作灵感。在中国的编剧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热衷于描写故土，而他的描写，又不仅仅局限于家乡温暖光鲜的一面，而是力图呈现小城最真实的面貌，包括它的浮躁喧嚣、尘土飞扬。 　　在李樯的青春岁月里，逃离曾是一个鲜明的主题。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又迫切地想逃离小城生活，李樯选择了当兵。原以为当文艺兵十分轻松，每天只要唱唱歌跳跳舞就行了，但生活远比李樯所想的要艰苦，部队时常组织下基层演出，条件恶劣，每次看到满目疮痍的山区，李樯都会产生强烈的颠沛流离感，觉得自己是流浪剧团的一员。因此他试图用一张文凭来改变命运，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大学毕业后，李樯被分到了北京战友话剧团工作，两年后又转业回了安阳文化局工作。虽然拥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李樯的内心却迷茫到了极点，他既写不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剧本，又不情愿待在文化馆里创作豫剧和戏曲。潜意识里，他特别倾向于写一些私人题材的作品，却又不知如何下笔，挣扎着、矛盾着，不知道如何处理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因为是从北京回到安阳的，周围的人都觉得李樯很有门路，应当是个人物。因此李樯母亲的一位朋友特意骑着自行车给他送来了一册剧本，请他推荐给导演拍摄。那是一本用毛笔小楷写成的剧本，古代题材，写法也很不规范，与其说是剧本，不如说是诗歌。李樯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颤栗，“他会不会是我未来的一种征兆？执著于与想象中的风车斗争，却丧失了现实的成功与快乐？”在这种恐惧的煎熬下，李樯果断选择了辞职。 　　面对“心比天高，好高骛远”的质疑，李樯说：“我不能肯定辞职后一定能成功，也不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只能在拒绝与否定中不断寻找。我只知道，我不想成为堂吉诃德，与风车为敌。” 　　回首往事，好与不好都会成全你 　　李樯来到北京，成为了真正的北漂。为了谋生，他到报社当了编辑。工作地点在北四环，房子租在城南，上班要转三趟公交，花在路上的时间超过两个钟头。每天在公交上看着密集而汹涌的人流，李樯都觉得自己渺小极了，对自己的目标也产生了怀疑。 　　当编辑的几年里，李樯只写过两本话剧，还是给学生们义务帮忙，没拿到一分钱的酬劳。李樯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唯一的特长就是写作。为了更好地创作，他再次辞职。 　　李樯帮人当枪手写过几集电视剧，也帮剧组写过提纲，拿到了一点预付金，之后便再无下文。有一次，一个中医世家要为自家立传拍电影，中间人找到李樯写剧本。剧本写好了，钱却被中间人卷走了。有段时间李樯天天去讨债，“要钱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一样长，后来实在没精力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电影也没拍成。 　　在北京的七年间，李樯一直处于精神漂泊的状态，努力酝酿作品，试图创作，却始终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那时他最怕过年，因为每次过年回家都会有熟人问他：“你今年都干了些什么？”他实在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什么都没干。他试图寻找一个能接收自己的单位，或者说一种职业化的状态，但根本找不到。他就像丢了坑的萝卜一样，在北京和安阳之间晃来晃去，没有接纳自己的城市，被生活踢来踢去，像个流浪汉一样艰难前行。 　　1998年，李樯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周身都散发着不合时宜的气息。那时的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整整一年都没赚到一分钱。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让他无比焦灼，终日暴饮暴食，密集地看书看碟，或是用睡觉来排遣虚无感。春节时他借了1500元回家，在家人的嘘寒问暖中坐立不安，看着自己成长和逃离的城市，一种浩大命运感一下子就将他包围了。 　　第二年，李樯彻底绝望了。他觉得北京是块巨大的蛋糕，他一直想吃，却无从下口。这一次，他彻底死了心，一跺脚回了老家。 　　彻底的绝望才能带来真正的平静，岁月的积淀让李樯提笔写出了剧本《孔雀》。命运以这样的形式成全了李樯，让他在经历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危机后交出了一部有气质的作品，然后声名鹊起。“回首往事，好与不好都会成全你。”这是李樯后来得出的结论。 　　所谓温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