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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格非：《山河入梦》 李逸君 　　 　　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格非的新作《山河入梦》完全放弃了先前那种具有粘性、透明感和张力的语言，他选用的是日常的、叙述化的、介绍性的文字，是那种大众话语，与一般的通俗小说并无二致。当然，原先那种文字所能带给读者的冲击和魅力也全然丧失。格非先生颇为自得的那些“旁白”（它在文中用的是黑体），其实也是很简单化的，这种对心情思考的直接表达实际应该是在现代写作中被有意略弃的部分，格非的重拾并没有给它赋予新东西。格非回避了写作上的难度，回避了小说作为艺术上的质地。 　　“经过了怎么写的技术训练，现在应该考虑写什么的问题了”——是的，格非曾说了这样的话。但即使我们可以忽略“怎么写”，那他又在“写什么”上做了什么呢？ 　　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意图深刻起来。这次，他面对的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他野心勃勃，然而——它的所谓深刻只是平面的，表层的。这首先表现在思考层面上，它停留在一种大众可理解、大众已意识到的大众化思想资源上，他给我们列出的仅仅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外在和表面，它没有去追问内因，没有去剖开审视。在小说中，我们所面对的人与物都类似于简笔的卡通，县长谭功达的理想主义属于一种简单幻想，虽然这种简单幻想给梅县带来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他在小说中实际处在边缘，似乎那种理想主义未能得到贯彻，然后就是被阴谋（格非所设计的阴谋也是简单的，卡通化的）算计，丢了县长的职务；文中设计的“乌托邦”花家舍及其掌门人郭从年的诡秘行踪都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与《审判》，那种监视的无处不在，那种处罚不须起动它自己就会自动运行等等……然而在此他只取了皮毛的部分。其次，小说在叙事上也是平面化。它是“现实性”的，是故事的，是生活层面的，然而它却过于简单明晰化了，还不及生活本身浑浊多义。小说的前三分之二，核心写的是县长谭功达的婚事和几个女性的纠葛，人物心理和性格都显得简单，某些变化都是出于作者设置的需要而不是人物性格和历史的促成。而后半部分，谭功达进入到花家舍，几乎是顺着他的眼光去看，是一种介绍，它的文学味变得更淡，平面化倾向则更重。 建构史诗的野心，对生活的所谓 “正面强攻”，也使这部小说凸显了“合理性”的问题，它经不起推敲。小说点出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可他多少忽略了中国当时种种政治事件对人的影响，在小说中，具有乌托邦情绪的县长似乎是独立的，是种弱势，甚至得不到上级的支持，他的下台早有预兆而不只是水库倒塌事件的影响，这与当时的真实相悖；同时，谭功达是行武出身，可他除了拔枪这一被用俗的动作之外完全是知识分子式的，在他妻子张金芳布置房间时他会生气地问为什么没有书房，然而这个知识分子式的县长，常看书看报的县长，竟然不知道铁托是何人，更为难解的是，他竟然也不知道毛泽东的名言；在给谭功达信中写下“云泥两隐，无奈纸尽”，写下“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暗结雨中愁”的女主人公姚佩佩，却在参加县里工作时闹出无知村姑才能闹出的笑话，这个工作两年还不熟悉大院的人，她的精与笨都显得假；一个有着历史问题的（姚佩佩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被处决）女孩竟然可因县长一句话由无业人员而成为县办工作人员，在那种历史条件下竟然没有谁追究……我们也可以看出，格非不知道党委和政府各是干什么工作的，所以它们似乎是一个大院一套人马，职责不明……这类违背常识的失误，在这篇小说是可以说俯拾即是，更不用说小说前半部分过于写实的手法和后半部分的寓言化处理上的分节。小说中的人物明显是被安排的，格非没有顾及到生活的逻辑，太想当然了些。 格非《山河入梦》 分两天时间，看完了格非的新作《山河入梦》。有论者引了两句两宋异代之际大诗人们感慨家国的句子来形容小说，对我来说，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评价方式了。 南宋末年，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囚于零丁洋的战船中，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他在飘摇不定的水中写下了他的诗句，过于直白浅露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予了他“爱国志士”的光荣身份。然而，最能体现他诗人身分的却是那些自哀自怜的感伤：“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生死之前，文天祥面对的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他既是一个伤感的个体，同时也有机会做一个史书上的英雄，文天祥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他那过于纤弱的伤感情怀，投入了历史无垠的怀抱。荣誉感、归属感转瞬之间就置换掉了渺小个体微弱而纤细的内心。 在八十七年前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垂垂老矣的大诗人陆游却夜有惊梦，梦中的他依稀是辽阔边疆上那戎装待发的青年将领。这一夜，老诗人满怀激情的梦为风雨所惊，面对遥远关山和垂暮之年的自己，只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舟中、榻上，山河、入梦。 无论是否强作解语，那伶仃洋中飞絮般飘零的生命感受和孤村内老人的美好梦想，在历史的断层和错位中，在一个孱弱王朝的映照下，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