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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户籍制度 篇一：户籍制度 1.集团控制 考察和讨论了中国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产生、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控制方式的差异;考察和讨论了夏、商和西周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不断突破、个体家庭的成长、直至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这一时期,人类集团规模和分化的扩大,形成大集团(国家)及其从属集团,并采取了次级首领控制各自成员模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在大国家不断向次级集团渗透的同时,使家庭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集团控制模式趋于瓦解。 夏的集团控制。夏代形成了中央王朝,实现了 “家天下”,出现为贵族把持的中央官僚系统,但部落方国仍是一般的基层控制、地域控制和赋役单位。在部落方国内部,首领通过“祖”、“社”登记族众、分配土地、落实赋役、赏罚族众。但族众对首领产生及其权利的行使仍然有较强的影响。 商的集团控。制商代维持了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一些诸侯还要率全体或部分族属以“錯田”的方式完成赋役,中央控制也不断向诸侯封国内部渗透。在诸侯封国内部,分配给族属的土地与人口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公共开支仍通过族众共耕公田的收入来支付。需要集中人力时,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人口清查统计。 西周集团控制的终结。西周分封制一定程度改变了部落控制与地域控制合一的状况,一些部落人口被分割。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形成国、野及不同权利、义务的区分。随着金属工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个体家庭的产权能力提高,对私田的投入增加,放弃公田收入支付公共开支,改为“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田税开始从力役形态向实物形态转化并与军赋、力役分离。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厉王“革典”和宣王“料民”是中央政府尝试以个体家庭作为赋役和控制单位的开始。 2.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 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竞争推动下,户籍制度的产生和与之相关的赋役制度、社会组织的变化及影响;战国时期在竞争压力下,各国(特别是秦国)对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西汉对秦制的继承和修正。考察了和讨论了东汉到南朝在豪族分割、军阀割据、国家竞争条件下户籍制度体系的变迁,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制度体系及与中原制度体系的融合。考察了和讨论了隋至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第一,春秋到西汉:户籍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降低了垦荒成本,劳动力需求扩大和收入提高,促进了人口增长。为从个体家庭拓置私田中获取收益,各国统治者逐步实行了 “履亩而税”。周室衰微,无力提供制度框架或限制制度创新,诸侯竞争加剧。齐国首先对土地、赋役和基层 控制制度进行了改革,个体家庭成为国家的授田和赋役单位,由国家直接控制个体家庭的户籍制度取代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在称霸的诱致和竞争的强制下,制度创新迅速被各诸侯国模仿和再创新,户籍制度全面确立。新兴社会阶层改变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划分,打破了贵族对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垄断,对赋役和人口的直接控制也扩大了国家行动规模。 战国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代理人制度,以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以郡县乡里组织取代封君制和氏族组织。加强对人口、赋役控制的需求也促进了户籍分类、什伍编制及连坐等控制制度的发展。各国统治者吸引人口和人才、奖励耕战的措施以及私人讲学的发展,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广泛的上升空间。虽然各国总体倾向于重农抑商,但个体家庭经济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军事需求,仍促进了官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制度竞争的结果是更富激励性、严密性、效率更高的秦国完成了统一。``汉承秦制”不仅包括制度框架也有大量制度安排,但一些制度又作出与秦和项羽相反的选择。与郡县并行的分封制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和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平民表面是“编户齐民”,实际又按资财分等征税,资产在户籍中的地位开始加强。对豪强、商贾虽然采取了压制、打击政策,但仍有入粟为官爵,经济实力可以直接转化政治权力。“罢點百家,独尊儒术”后,在察举、征辟、任子制之外开始了经学入仕,意识形态控制与上升渠道相互衔接。随着土地兼并扩大和赋役加重,大量农民转为豪强的依附人口,豪族势力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和赋役进一步突出。 第二,东汉到南北朝: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西汉末的战乱中,豪族田庄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东汉在打击旧豪族的同时新豪族又不断成长,并把持了政治资源,豪族田庄成为主导经济形态。东汉末,地方大吏逐渐形成军阀割据。三国时期,孙吴受豪族影响最突出,曹操则努力平衡各类人口的收益成本,对豪强也倾向于打击。在依靠皇族或世族之间,曹玉开始,试图以制度化的方式在维护门阀世族政治特权的同时,一定程度限制势族对人口、赋役分割,致使门阔士族力量不断扩张,高门甲族长期把持高级官职。西晋、刘宋的分封制及以皇子为方镇,但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