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的寻根之旅.docVIP

克拉克瓷的寻根之旅 17世纪，大量中国瓷器涌入欧洲，深入各阶层的生活，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观念，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然而随着明末的战火四起，以及随后清廷的海禁政策，属于克拉克瓷的时代却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平和县地处漳州西南部，南与广东省的大埔县接壤，西与客家地区的永定县交界。以今日的许多访问者的目光来看，这里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虽然地处人们印象中经济繁荣的闽南，长期以来却一直在为摆脱“经济欠发达县”的角色而努力。特色农业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平和蜜柚”是这里最富盛名也是最受当地人重视的农产品，柚林遍布了这里的每一片山野、每一条河谷。 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省博物院和平和县博物馆联手在该县的南胜镇、五寨乡展开的一次考古行动却引起了瓷器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从1994年11月到1998年6月，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在平和的山野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明代窑址，从中发掘出大量的青花瓷碎片和一些完整的碟盘。1999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漳州举行，200多位研究者在整体上肯定了福建省博物馆和平和县博物馆之前得出的看法：它们就是明末从中国销往欧洲等地的克拉克瓷。 这样的结果令许多平和当地人也都感到震惊，毕竟这里是一个素来被认为是没有瓷器生产传统的地方，为什么却会有着如此之多的明代民窑？它们为何又沉寂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呢？ 四百年前的贸易图景 在对平和的明代民窑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也把目光投向了平和往东一百公里外的九龙江口，那里是明末最繁盛的国际贸易港口月港的所在。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第一次来到中国直接进行中欧贸易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就是在月港购买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再把它们运往世界各地。 虽然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平和窑所生产的瓷器在制造工艺上与当时的景德镇还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它们的做工与景德镇瓷器比较起来显得粗糙，绘图也没有后者精细，但在当时的贸易格局下，它们却有着无可比拟的运输优势——平和的窑口都设在临溪的山坡上，生产好的瓷器被工匠们搬运到山下，进入九龙江的支流花山溪，最快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可以运抵月港，在那里再登上驶往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商船。 对于外销型的瓷器而言，紧邻这样的贸易路线无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在16世纪至17世纪，克拉克瓷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外销瓷，欧洲市场对这种瓷器有着无比的热情。 最早对克拉克瓷进行命名的是荷兰人。为和葡萄牙人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3月成立。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就在非洲海岸的圣海伦娜附近截获了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接下来，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帕达尼附近，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截获了葡萄牙人的另一艘货船。 当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运抵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时，整个荷兰都为之轰动了。这是西欧人首次见到数量如此惊人的中国瓷器，拍卖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仅是荷兰人，就连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相购买。 荷兰人依照被掳获的葡萄牙货船的名字Caraca，用荷兰语将这批瓷器命名为Kraak（克拉克瓷）。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海事词典中，这种瓷器被定义为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它们的典型风格是胎体很薄，略带菱口边，中心纹饰为人物或动物纹样，口沿处分为数个扇形或椭圆形的开光。 备受欧洲人喜爱的克拉克瓷，迅即成为荷兰人在中国采购的大宗商品。1635年7月3日，巴达维亚行政长官在给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信中写道：“在荷兰和法国，对它们（克拉克瓷）的热爱与日俱增。”很多时候，一笔订单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订购数字，比如在1644年7月22日，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波斯的代表写信到巴达维亚，要求提供20万件中国瓷器。 明代的《安海志》记载当时的贸易盛况：“瓷器自饶州（景德镇）来，福建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庞大的交易量使得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来到月港，也在东南沿海催生出如平和窑一样的众多的繁盛一时的民窑。 平和的江西工匠 虽然如今的平和已没有成规模的瓷器生产，但这里却一直都是一个出产优质高岭土的地方。南胜、五寨都有着丰富的高岭土储量，它们如今都深埋在柚林的下方。 在南胜、五寨的明代民窑发现后，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地方典籍中曾经有过的关于它们的记载。时任平和县博物馆馆长的朱高健查阅地方典籍后发现：刊于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 朱高健说，可以设想，当“十里长窑”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但是，规模如此宏大的制瓷业必然需要众多的熟练工匠，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原平和县治所在地九峰镇东郊，有一个当地俗称“江西坟”的山岗，这里是平和置县以来形成的江西籍移民公墓。研究人员通过对这一处墓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