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道德冲突：道义论与功利论.ppt

Uc (找人陪死) = RUr (找人陪死)+ DUd (找人陪死) = 2×(-10)＋1×28 = 8 Uc (不找人陪死) = RUr(不找人陪死)+ DUd(不找人陪死) = 2×10＋1×0 = 20 张华夏先生在建构了系统功利主义的道德系统之后又去建构一个超功利主义的道德系统，后者不把最大幸福原则作为最高原则。张先生之所以建立超功利主义的系统是因为他认为功利主义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反例。 例子: ① 人体实验和医学伦理。 ② 胚胎以及后代权利的问题。 ③ 关于生态伦理学。 一个例子是关于人体实验和医学伦理方面的。世界医学联合会于1964年通过并于1975年和1983年修订了一份国际公约即赫尔辛基宣言。这个宣言一方面肯定进行人体实验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对人体实验作了若干伦理学方面的限制，其中一条说：“对研究对象利益的关注必须始终高于科学和社会的利益。”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必须是自愿的，并且可以随时退出实验。这条限制似乎有悖于功利主义原则，因为它的着眼点并不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是实验对象的个人利益。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条限制体现了康德的反功利主义的道义论的立场，即：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条限制是与系统功利主义的立场完全一致的。 首先，如果允许医生强迫一个人做人体实验，那么，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即生存或保持身体完整的权利将被剥夺，这从根本上是有损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被做实验的人是少数，而由实验所得到的医学结果可以为多数人带来利益；然而问题在于，这使任何人都面对被作为医学实验对象的可能性，因此任何人的人生安全都受到威胁。保障人生安全可以看做功利主义原则之下的一条道德准则，因此，不以人体做实验的行为具有准则功利价值。 其次，在实验对象自愿的某些情况下允许医生进行人体实验，具有行为功利价值，因为由此得到的医学结果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尽管这种行为不能完全保障实验对象的人生安全。由此可见，赫尔辛基宣言中关于人体实验的规定既非仅仅依据康德原则或保障人生安全准则得出的，也非仅仅依据行为后果的功利价值得出的，而是综合考虑和权衡准则功利和行为功利的结果，因而是符合系统功利主义原则的。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胚胎以及后代权利的问题。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干预后代人的基因、孕育和出生过程，于是，这种干预过程所导致的伦理学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当今人们的面前。其中一个问题是：人的胚胎有没有人权？ 一种回答是：没有，因为胚胎没有意识，不能向社会提出他的愿望或要求。但这样一来，就连出生不久的婴儿、痴呆病患者和昏迷病人等都不拥有人权，因而可以随便拿他们作医学实验，这样做是明显不道德的。于是，人们便将人权的概念加以推广，推广到能够表达或者曾经表达或者将要表达自身利益的一切人身上，其中也包括胚胎，既然胚胎最终将产生能够表达自身利益的人。 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许多当代伦理学家主张这样一条生命伦理学原则：“未出生的人类胚胎以及后代人都具有某种权利，这些权利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应该像考虑本代人具有的利益一样来考虑他们的利益，而不应任意侵犯他们的权利。”并认为这个原则正是康德人类生命尊严原理的具体体现。 笔者也大致赞称这条伦理原则，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个生命伦理学原则以及康德的生命尊严原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们具有准则功利价值，对它们的遵守将使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增加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我们知道，胚胎联系着人们的后代，一个人的后代是他本人的生存的延续，大多数人都有延续自己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愿望和要求；生物学表明，这几乎是一切动物种类都具有的本能需要。对胚胎赋予一定的人权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符合人们的这一基本需要，因而具有准则功利的价值。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也不应当赋予胚胎以与本代人同等的权利，因为胚胎的利益与当下活着的人们的利益有时会发生冲突，这时就有必要从行为功利的角度去考虑和权衡。 如规定对多少时间以后的胎儿不许做人工流产手术或进行医学实验，这是出于对胚胎人权准则的考虑；同时又规定对这以前的胎儿可以做手术或做实验，这又是出于对做手术或做实验的行为功利的考虑。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生态伦理学的。当代生态伦理思想有浅层和深层之分。浅层生态伦理思想认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使人类及其后代拥有清洁的水、空气和其他美好的生存条件，因此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与此不同，深层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也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地球生物圈的完整性，而无论这样做对人类有利还是不利。 在我看来，深层生态伦理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从逻辑上就难以成立。既然无论对人类有利还是不利，我们都必须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