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家庭医生.docVIP

“体制外”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这是在北京的英国医生谢吉伯与在深圳的中国医生朱岩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洋医生”谢吉伯认为，解决当下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本方法，在于推广“家庭医生模式”。在他的诊所内，前来看病的多是“老外”。一年前，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南下的朱岩在脱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后，开始将病人称为“客户”，成立了一家主推“家庭医生模式”的私人诊所。 　　事实上，家庭医生这一“洋味儿”颇浓的词汇早已出现在中国医疗改革进程之中。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家庭医生多分布于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通过与居民建立相对稳定的自愿服务关系，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甚至上门服务。 　　被“打包”的医疗费 　　你是否愿意花380元在家附近高质量的私立诊所看感冒？ 　　微博名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转发前同事朱岩的微博时，借机做过类似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不少网友感觉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朱岩恰恰选择了看似价格较贵的“包药制”“包药制”可以简单理解为：整个就诊流程统一打包、一次性收费。在香港，这是不少诊所通用的做法。 　　最终被定在380元（包括诊疗费、基本的检查及化验费以及三天常用药的药费）的价格，一度让朱岩的同事陈英也感到担忧，怕把病人吓跑。不过，在诊所开业一个多月后，客户意外地多了起来。其中，不少都是“回头客”。 　　诊疗过程中，朱岩的诊所让医患沟通时间得到较为充分的保证。诊所的前台电脑上，显示着“客户”的预约安排。每位“客户”都可以与医生有至少20分钟的一对一沟通时间。这个时段内，医生和护士能够向他们的“客户”传达更多信息，包括服药时间、药品保存等。 　　在谢吉伯的诊所，“打包”后的费用要更高——480元（包括诊疗、单项检验和一个疗程的两种药物总共所需的费用）。 　　“病人不动，医生、护士在动。”谈及诊疗过程时，谢吉伯解释道，病人在就医过程中无需奔波缴费、检查。“比如需要抽血时，护士就会进入病人所在的诊室。”他说。 　　诊后回访，也是许多“体制外”家庭医生的工作环节之一。在朱岩的诊所，“客户”们还可随时打电话到诊所询问情况。谢吉伯则认为，诊后回访环节也体现出医疗服务的“持续性、长期性”。 　　家庭医生的“客户” 　　2006年，谢吉伯举家搬到北京。他曾在英国牛津郡执业，行医15年。如今，随着家庭医生概念在中国一些城市的传播，他想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推广“家庭医生模式”。 　　据谢吉伯观察，中国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海归”，更容易接受家庭医生。而朱岩的诊所，则将目标人群定位于中产阶级青中年。“（前来看病的人主要集中在）25～40岁的年龄段。这部分客户相对知识水平要高一些，有的在国外生活过，有的常去香港看病。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那部分人。”话音未落，一个前来就诊的小女孩拿着玩具跑到朱岩面前，急迫地想在医生面前展示一番。 　　朱岩更多地认为家庭医生是个“概念”。“其核心是：我找到医生非常方便，对医生非常信任。大部分问题，只要找到家庭医生都能帮我解决。即使遇到复杂的问题，他（她）也可以帮我找到专科医生。” 　　决定从协和医院辞职时，朱岩已经是一位肾脏内科主治医师。2012年，与同在协和工作的爱人商量一番达成共识后，这个言语柔和的山东汉子毫不犹豫地递交了辞呈。“放弃了稳定的收入，远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抱着医疗与服务结合的理想，我们选择了自由执业。”他在微博发文道。 　　近一两年来，跳出公立医院、选择自由执业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多。虽未成规模，但社会影响不小。朱岩坦言，现在的状态虽然很辛苦，但更开心，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去服务病人。 　　重建信任 　　刚到中国时，谢吉伯与其他“洋医生”一样，走高端外资诊所路线。一年后，他觉得没意思，开始寻找更“接地气”的工作。终于，经朋友介绍，他在东城区社区医疗卫生院得到一个职位，像普通社区医生一样到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坐诊。在中国的社区医院，谢吉伯尽量将英国家庭医生的工作经验引入。比如在东城社区开展糖尿病足部诊断研究时，他就搬出了英国学到的经验。社区医生一做就是3年。这段时间里，谢吉伯对于中国式医患关系有了最“接地气”的体会。 　　在他看来，家庭医生理念在中国尚新，医患矛盾的问题在于“不信任”。“中国不是缺乏三甲医院，而是缺乏病人可以信任的医生。病人没有可以信任的医生，所以才信品牌，才奔着三甲、奔着主任去（看病）。”谢吉伯说，自己认识一名非常被信任的社区医生。很多病人去三甲医院做了检查之后，还会再让这位医生看。 　　“为什么？因为病人相信他（她）。什么医生更容易信任？家庭医生。从小时候咳嗽感冒、上学了跌打损伤、到之后出来工作结婚生小孩等，都可以去找他（她）。他（她）很清楚你的健康问题，不需要多问病史，不需要再做检查，对病人和医生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