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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病”威胁全球谢国忠 财新网-《新世纪》 　　 　　/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十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七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