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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悠久的历史 重庆市是一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着悠久历史的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经历200多万年的自然环境演化，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疆域的变更，现已成为我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第四个直辖市。现将重庆发展历史简述于后。 第一节 先 巴 文 明 一、巫山——东方人类的发祥地 根据考古发现的古遗址遗物推测，重庆的远古文化可追溯到200多万年前。1986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在今重庆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巫山人”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地磁测定，又经过国外科学家用最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200へ204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远古时代，今天的长江三峡地区是一片浅丘和谷地，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非常适宜动物生存。巫山县大庙位于巫山县西南、长江南岸，南与湖北建始接壤，西北与奉节相连，全区面积290平方千米，现行政建置为庙宇镇。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在庙宇镇龙坪村的西南坡上，即东经109°4′50″；北纬30°21ˊ25″，海拔高约830米。这里石灰岩溶洞很多，动物的遗骸被水冲进洞中，能较好地保存下来，变为化石。1985年中国科学考察队开始对巫山县龙骨坡进行正式发掘。10月13日，发现了一根骨刺（原始人的一种工具），属石器文化之前的古老人类文化。1986年，又发现一颗古人类上门齿化石，此外还发掘了大量古人类使用的旧石器。有力地证明了：2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经研究论证，巫山人属于直立人亚种，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过去，国际学术界多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包括亚洲在内的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来的，“巫山人”的发现，不仅将我国人类起源的时间提早到200万年前，而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这一学说提供了新的依据，证实了巫山人是东方人类的祖先的发祥地。 二、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铜梁文化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江沿岸发掘数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早中期的代表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和桂花村、三合镇井水湾、冉家路口遗址。丰都县高家镇遗址是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罕见的旷野类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石制品，以大中型砍砸器为主，有少量刮削器。以上遗址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地质时代大致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 丰都县三合镇井水湾发掘出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露天遗址，并发现了较罕见的动物化石和最具典型的尖状石器。被专家誉为“中国三峡库区最具科学研究意义的一处旧石器遗址”。 铜梁文化是重庆地区广为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铜梁遗址1976年发现，1981年命名。遗址出土了大量动、植物化石和300多件石制品标本。石器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C14测定为距今25000年左右，是旧石器文化在四川盆地地层中新的区域性的代表，代表了涪江、沱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铜梁文化”。此外，在重庆九龙坡区的桃花溪、大渡口区的马王场、巴县广阳乡新屋村、合川市铜溪桥村、合川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市城区江巴滩、奉节县鱼腹浦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三、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哨棚嘴文化 随着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重庆地区、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沿江阶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均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阶地上。主要有：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洽甘井沟、瓦渣地和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等地。这些遗址大致分属两种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瞿塘峡以东，属“大溪文化”。大溪遗址于1958年发现、命名，属大溪文化最晚期遗存，主要遗址有巫山大溪、欧家老屋遗址。巫峡以西到江津王爷庙，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广泛分布着“哨棚嘴文化”。 “哨棚嘴文化”因哨棚嘴遗址出土的实物最典型而被专家命名。哨棚嘴遗址是忠县 井沟遗址群中的一处，1997年，北大考古队对 井沟口的哨棚嘴、瓦渣地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褐陶次之，主要的器类有敞口深腹罐、高领罐、折沿盆、高圈足器等。石器以打制和磨制为主，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耜、锄、镰、砍伐器等。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哨棚嘴文化较为重要的地点还有：巫山魏家梁子遗址、锁龙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江津王爷庙遗址和合川沙梁子遗址。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其时代范围大致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间。 距今三、四千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居住在江河洪水线以上，主要靠渔猎为生，但已有原始的锄耕农业和以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这些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氏族社会，过着聚居生活，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