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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喻时代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 　　关于青年的界定，人们始终是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平衡：一种是强调青年内在的共同性和同质性；另一种则是关注青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根据第一种观点，青年被界定为由个体构成的社会群体，这些个体属于特定的生命阶段，我们通常把16岁～40岁的社会成员的集合称为青年，这等于说，只要在这一年龄段内，不管性别、文化程度、从业身份、社会地位、兴趣爱好、性格倾向、行为习惯、活动地域方面的差异如何，其社会成员被看成是属于同一群体。根据第二种观点，青年则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内的文化差异是以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和兴趣爱好作为划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不同的社会属性，这些属性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坚持了生物决定论的立场，那么第二种观点则侧重于强调青年的某些社会建构特征，即青年的社会化。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本文特就其中的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这一时期的青年特点，进行展开。 　　知识经济的发展让社会进入“后喻文化”时代 　　随着科技革新速度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整个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就业的角度来讲，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劳动者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些技术含量高、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主要被青年占据了，如在信息产业和金融产业中，这种趋势就表现得很明显。 　　这个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让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曾将社会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 “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同青年成功地展开沟通和对话，那就意味着它的普遍意义大打折扣。 　　当代中国青年，其政治理念已然在悄然改变，这种变化其实不做专门研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去政治化”的时代。这其实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不太感兴趣过去那套话语体系。这并不是他们不关心政治，更不是他们不懂政治。相反，他们更加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政治”。他们蔑视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青年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含了更多的变数。 　　当前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理性结构，其思想内容是以概念、判断和推论等理性形式表达的，而且这种表述都是经过深入思考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价值原则和实践要求的。因此，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都是理性化的。而当互联网和手机通信迅速普及后，社会传播不仅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技术基础，而且也展开了信息传递的影像化、符号化的感性传播方式，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识活动主要是处于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使得只有那些能够形象化和感性化的影视信息才能产生喜闻乐见的效应，包含于其中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和理想目标才能得到普遍理解和广泛认同，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想真正成为青年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沟通的主要内容，成为在社会生活中真实而普遍发挥作用的信息权力，就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象征化的转变。 　　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是一个时代最活跃的意识形态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有时虽然听不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辨析，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能理解到他们特殊、具体而生动的价值理想和生活准则，这些是最广泛、最真实且最有活力的意识形态。要想让主流意识形态深入青年，应当把主流意识形态经过感性的“打包”，把“大”道理转化为青年身边的“小”故事和“小”人物，把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蕴含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之中，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意识的间隔，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同青年意识形态的沟通对话，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共识。 　　“拐点一代”，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人们心目中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