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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学一声紧急的哨响，打破校园的寂静。同学们和老师闻声即起，急步跑到操场上，立即整合队伍。接着，开始跑步，做操。 这是春末夏初的五点多钟，天刚蒙蒙亮。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军事化行动。那一声哨响，是学校民兵排长吹的。当然，我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是昨天才入校的，今天就跟着大部队操练，可谓雷厉风行。跑完步后，同学们听从排长的指挥，拉开距离，开始做广播体操。高音喇叭响起，同学们随着高昂的旋律，一起一伏的做起操来。这乐曲，我第一次听到；这广播体操，我从未见过。我一个农村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广播体操。我立在众人中间一动不动，呆若木鸡，任凭别人舞动的影子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明亮的灯光下，我朝四周看看，前头、后头、左边、右边，他们有时如雄鹰展翅，有时似金鸡独立；有时若昂首苍穹，有时象五指划地...........仿佛是泼动的海洋。那优美的音律和整齐的动作，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会儿，我真想让大地裂开一道缝，从缝里钻进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随着教育革命运动的推进，每个公社都建立了高中。我去的那所高中因设在杨武河公社，就叫杨武河高中。根据上级规定，全国的高中都是春季开学，学制两年。在校学生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来的，不参加文化课考试。像我这样的“可教子弟”，贫下中农当然是不会推荐的。因此，上完初中后，我和初中的同学们分为两个阶层：同学们是高中生，我是地道的农民。 我下学后，跟村里棒劳力一样干活儿，拉车、抬粪、锄地等。每到雨天，农民们都过“大星期”，各自躺倒床上呼呼大睡。这时，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我出去兜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说话的人。想找同学们聊聊吧，同学们都上学去了。转来转去，又回到自己的“小巢”。我真正体会到了孤独和寂寞，那滋味胜过肉体的折磨。每到星期六中午，我情不自禁地跑到豌豆地里，等着同学们回来。我尊在通往公社的大路旁边，将头埋在豌豆秧里，生怕被同学们发现。同学们回来了，一路歌声，一路笑声，那歌声和笑声聊得我心中发痒。跟他们比起来，我是何等的渺小啊。我虽然已经不是学生了，可我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变，我求学的信心依然存在。忽一日，我的老同学书跟告诉我，他被招到平顶山当工人去了，他在阳武河高中的位置空着，如果我愿意去上学，他连课本一同给我。我没多想，便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我就走进了阳武河高中的教室。一进门，首先遇到的是几十双火辣辣的目光。那目光象盯贼一样，齐唰唰的集中到我的身上。面对几十张陌生的面孔，我孤立无援，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不敢大声出气。当时，我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了。同学们没人理我，我也不敢和别人说话。放学了，同学们都拿着饭票，拎着碗筷去食堂打饭，我呢？即没饭票也没碗筷，只有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带的菜团子偷偷捂进嘴里。晚上下自习后，有钱的同学买牛肉吃，没钱的同学也要买个馒头打打尖，而我，只有悄悄钻进被窝里享受孤独。渐渐地，我和同学们熟悉起来，他们有的帮我买饭票，有的帮我买碗筷。就在这时，班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的对我说：“贫下中农没有推荐你，你不是正式学生。明天就要放麦假了，麦收之后就不要再来了。”我眼巴巴地望着老师，心不在焉地回答：“行，行。” 麦假结束了，开学那天，我又厚着脸皮来到了学校，又坐到那个位置上。老师拿我没办法，便不管我了。只是不改我的作业，不分配我劳动任务，更不许我参加各项文体活动。这样也好，我有更多时间补补课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数学讲的是“对数”。开始，我压根听不懂。后来，我就自己钻研课本上的例题，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遇到难题，就硬着头皮问老师。渐渐地，我的成绩出类拔萃。老师出的求证题，我不但全部答对，还不只用一种方法。这时，一些家庭条件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的同学，纷纷向我讨好，让我给他们抄写作业，然后拿着饭票来酬谢我。不久，我列席参加数学竞赛，取得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学校革委会主任在大会上却说：“学习成绩好，不代表政治思想好。如果只拉车不看路，那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学校没有文艺宣传队。每天上课前，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都不自觉的来到李老师住室，吹啦弹唱一会儿，让后开始全天的学习。我听了几次，那唱的还行，可弦子拉的就不怎么样了。有一天，趁他们唱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大胆走了进去。那拉弦子的同学赶紧把弦子让给我，我没客气，接过板胡拉了一段“慢板”。不料，过门刚拉完，那同学扎腔就唱，我有板有眼的搂完了那段豫剧现代戏。结束时，几个同学翘起大拇指，夸赞道：“你这可不是一半天的功夫啊.”他们那里知道，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文艺宣传队拉大弦的。 李老师非常爱惜人才。通过了解，他知道我是“赖“着来上学的。同时，他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于是，他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每天早上，他都要邀我去他的住室里拉一会儿弦子。时间长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我不知道，他是富农出身，在当时属于”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