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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级的文化角色 士等级，这一文化名词并不为大众所知，但是我们可以先通过了解“士”，再加入“等级”的观念，对了解士等级这一群体有帮助。 为什么要了解士等级及其在中国的文化角色呢？ 首先，它要存在，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历史上深深地沉淀，确实，中国古代的士有绵延不绝的两千年的传统，依钱穆先生之见，夏商周三代已有士的存在,而且如春秋时代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叔向、子产等人,都已成为后来中国典型学者的原始模样。 其二，它在中国社会中应有其特殊意义和价值，士在战国时代以前，有着自身职业和属性特征，但并不是像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那样壁垒深严、鸿沟远隔的瓦尔纳,以及西方社会那样对立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 因此，这个时候士是一个不被等级制度束缚，可流动的社会群体。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成为士登上历史舞台的催化剂，到战国时已不再有阶级意义的贵族与平民之分，贵族阶级的政治特权被取消,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也获得解放,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私人工商企业新富人，原先介于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中的士乃脱颖而出,其人员亦或由贵族堕落,或由平民升晋,而壮大,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在这个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象征着平民学者的兴起，而且战国诸君尊贤养士其风炽盛,以至上及卿相统帅的一切武职文职,几乎全落到新兴的平民学者手里,平民学者代替贵族阶级掌握了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并风动政治。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士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 第一、由于士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他们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的关怀自发地产生一种忧患意识，我们不难从学过的古文中找到文人忧国忧民的愁绪，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超前意识”或“危机感”。 第二、士人敢于向国君直谏，关注民生。著名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认为“仁”对于一个人的情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致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第三、士人在身处逆境下，坚忍不拔，坚定信念。最为大家所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当时为兵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以“诬罔”的罪名处以死刑，当时的死刑可以有两种方式充抵，由于司马迁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发出“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 的忧愤，虽然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用历史上那些处于逆境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士人从政历代都有，随着官员的选拔制度逐渐完善、人性化，选拔人才的标准由注重门第到才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官僚人才的质量，提升一部分庶族知识分子的地位，扩大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身份地位得到大大提升的庶族知识分子深感皇恩，以皇帝为师，可为皇帝所用，用以对抗基础力量雄厚但日渐败落的门阀官僚集团。其实还有第三点，来自《儒教与道教》中的“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的贵族的任何可能性”，这三点都是从皇帝的立场来谈的，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特点，皇帝的一切考量都是围绕怎样巩固其统治，排除一切可能的割据势力或者官僚团体威胁皇权，归根到底也是维护一姓王朝的长久统治。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士人也是这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是强化了做官意识。在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实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入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其二是重政治，轻科技。古代士人迷恋仕途，热衷参政，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器”、是“艺”，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无官职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