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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校长：大学去行政化要求校长职业化来源：深圳特区报?2010年11月17日 09:15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