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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代价 　　编辑言：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最新力作。这个世界的1%的少数群体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教育，但他们的命运最终仍然与那99%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斯蒂格利茨教授走访了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即出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由此诞生出全球新趋势——服务大众。 　　序言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那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那两次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开始于北非海岸线上一个小国家突尼斯的一场青年起义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抗议的火花似乎暂时熄灭了；但在另一些国家，小规模的抗议却促成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执政许久的独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整个2011年，我很高兴应邀访问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国家，并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在开罗还与一些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活动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交流。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觉察到：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一种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失败的，并且二者都相当不公平。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独裁统治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同样失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选民承诺“变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随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与以往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就体现在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支持的年轻抗议者身上。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他们仍然相信民选制度或许行得通——只要政府还记得要对人民负责的话。抗议者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 　　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愤怒的一代”，他们的愤怒源于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但是美国抗议活动的焦点很快就超出华尔街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年轻的美国抗议者把口号变成了“那99%的群体”，这口号与我先前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呼应：“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该文描述了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在聚焦不平等问题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权当做一番铺垫。 　　市场失灵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们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们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们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