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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的生命承诺 　　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一代哲人，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 　　任继愈，曾用名任又元，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老子新译》、《韩非》、《墨子与墨家》、《范缜（神灭论）今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並有《中国哲学史论集》等诸多作品。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国家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这样说道：“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应该说，如此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治穷要先治愚” 　　任先生在做学问上有不少独特的观点，例如他在一篇序言中说道：“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不仅仅是黄河流域，而应该黄河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过去一般只提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 　　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汉语的危机不在外国而在中国，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这样论述是有感而发的：“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英语字典的很少，有些人甚至有几本英文字典，有汉语字典的却屈指可数。由于不重视母语，年轻人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藏的论文中，存在标点符号错误的不在少数。” 　　任先生认为：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他主张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认为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认为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他相信人类到某一天，有可能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会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任先生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2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他说：“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从而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农村的现实。后来他认为：“个人思想其实意义不大，只有化为群体的愿望，才会有惊人的力量，因而群体的觉悟极其重要；相反，群体的不觉悟尤其可怕。”于是他提出了“治穷要先治愚”的这一著名观点。而“治愚”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受教育、多读书。他说，读书可以“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 　　一个爱国者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任先生的人生目标，也是他勤勉治学、做个大写人的动力所在。他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和教育后来者：“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爱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任先生的回答是：想着多为国家和群体做点事。他一直工作到89岁才从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但他並没有停下脚步歇息，依旧老当益壮地在“向前走”，继续在做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古籍整理工作。先生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古籍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把它整理出来了，大家就能用了。但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工作，先生多年来之所以专注于此，只不过是为了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 　　任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大藏经》，有107册，历经十多年才陆续完成。《中华大典》有7亿多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大典”的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已工作的十个年头里，他认真负责，费心费力。先生的右眼早已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很低。由于长期俯首书海，他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一再嘱咐他要减少用眼，更不宜在灯光下看书写字。但先生认为：“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依旧按惯例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他幽默地把自己的书房改称为“眼科病房”。 　　人们评说：任先生“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是位“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可谓中肯之言。 　　“三不”规矩 　　任先生律己甚严，在人心浮躁的风气下，他的“三不”规矩更是难能可贵。 　　这“三不”规矩是：一是不赴宴请（另一说是不过生日）；二是不出全集：三是不当挂名主编。 　　为什么不赴宴请或不过生日呢？原来，任先生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麻烦别人、浪费钱财，远离一些奉承话，更是为了珍惜时间。他对人说过：“我比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