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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存在问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行政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日前，记者就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文彰。 　　记 者：当前，简政放权的现状如何？ 　　周文彰：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事情，李克强总理抓得非常紧，有关部门也紧密配合。简政放权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原有的审批事项，一部分取消，一部分下放。第二个就是转变职能，把政府管什么加以重新认识，把政府管理行为的重心加以转移。比如过去重审批轻监管，现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特别是加强政府的服务，政府的工作本身就是服务，这也是服务型政府的本原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讲，审批就是服务。第三就是转变作风，办事态度、办事效率、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和群众的关系等。现在看，效果非常明显。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各个地方建立起了行政服务中心或政务大厅。留下来的审批事项也简化手续、简化程序。通过一次性告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多种手段，企业和群众办事容易了，办事部门的态度普遍好了。 　　记 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周文彰：我曾参加过全国政协组织的几次调研，确实发现，在当前推进企业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中，从简政放权的起步，到地方的“接、放、管”，以及落实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都还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 　　起步存在的难点和问题。一是在投资审批事项中，下放的多而彻底取消的少，对市场和社会的放权不够;以边缘性、派生性、事务性权限下放居多，真正有“含金量”的权限下放不够。二是部门之间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同步。一些部门的审批权下放了，但别的部门与该项审批相关联的审批权没有跟进下放，导致“你放我不放”的现象。三是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滞后。有些审批事项是依据国务院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设立的，地方想取消，但受制于这些规章和文件而取消不了。 　　地方出现的难点和问题。有些上级部门取消的审批事项，一些地方部门没有及时取消;有的只对审批事项进行调整、合并、归类，表面上审批事项数量减少了，但是实际审批环节和程序并没有减少;有的部门把部分审批事项调整为“职责性工作”或政府内部管理事项而保留下来，成为脱离监管的“隐性审批”;有的把审批改为行政备案、确认，实际操作中，还是“要审要批”。 　　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影响改革措施的效果。据粗略统计，目前各类中介服务大约有80余项，几乎涵盖各行各业。对于工程建设项目，从规划选址到开工建设，各种评估事项有10多项。由于很多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带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性，造成中介服务收费高、耗时长、质量不高等问题，蚕食了审批改革的效果。此外，不同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地位不平等。同样的规划、评审，由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来做，就容易通过，这阻碍了中介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民营中介机构的发育。部分行业协会征收高额会费、开展有偿评比评奖和高价培训。如，有一家建筑企业每年缴纳的各类协会会费和培训费达50万元以上。 　　基层反映的难点和问题。2014年，国家发改委对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审批进行调整后，前置审批事项由原来的30多项减少到“两项半”。许多企业反映，这样核准容易了，但事后报建手续并没有明显减少，仍然环节多、耗时长。有的地方对于下放的审批权不想用也不敢用，因为原来由上级部门审批，在申请审批的同时还可以要钱、要用地指标，现在自己审批后，没有钱也没有用地指标，所以不想批、不敢批。在有的市县，行政服务大厅窗口只管收材料，不能清晰告知相关审批的环节和流程;不同部门之间信息不能互联互通，数据互不兼容，企业还是要多方沟通、多头协调，反复递交相同的材料。 　　在取消下放审批权后，面对“宽进”带来的市场主体和投资项目的大量增加，很多部门没有相应的监管业务流程和监管工作方式，监管队伍也不适应。不少基层部门反映，简政放权后，很多原来由上级部门管理的事项下放到基层，但没有“编随事走，人随编走”，导致基层人手紧张，监管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有些事务的监管需要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员和特定的设备，这些事务下放到基层后，基层人员素质、技术和设备水平跟不上。 吉林派出所改革：与“奇葩”证明道个别 　　记 者：您认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周文彰：解决这些现象，我认为，第一，把前一阶段简政放权的情况做一个认真的总结，把现在的问题一次性做一个顶层设计。把原来不统一不完善的做好，把需要下放的权力真正下放下去。 　　第二，权力的下放不光是个行政问题，更是一个科学问题。该下放的不下放不科学，不该下放的下放了也不科学。什么权力该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