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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系统性风险大陆拟重构金融监管体制 　　经多方消息证实，2016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中国将有望公布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计划。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内的多部门专家，已提出数种改革方案，相关方案已递至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即“中编办”。 　　事实上，中国“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已酝酿多年。但由于缺少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未能像欧美各国在2008年后即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直到去年震荡海内外的“股灾”，才使得中央高层下定了改革决心。 　　2015年以来，内地金融市场风险急剧增加。股市、汇市动荡，以泛亚交易所和e租宝为代表的P2P平台风险爆发，银行体系坏账激增，引发中央高度警觉。 　　去年11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建议》作说明时明确，“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出“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 　　由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且是根本性的变革，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内地风传，中国或将仿照英国的“超级央行”模式。所谓超级央行，即央行下设金融管理局+独立的综合监管委员会。央行行长将作为副国级官员；央行下设金融管理局，负责在“三会”、外管局政策协调；下设综合监管委员会，委员会将独立于央行其他部门，成为部级单位，直接对下面“三会”进行监管；“三会”则降为副部级单位。 　　不过，《凤凰周刊》联系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原所长夏斌等多位接近金融决策圈人士，都以议题敏感为由，拒绝透露消息。 　　监管体制严重滞后 　　大陆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始于1992年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至2003年，银监会正式从央行独立，最终形成了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 　　这一监管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这三大核心金融领域实施监督管理；二是机构监管：“三会”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按照机构牌照确定的，即重点监管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此外，也包括信托、租赁、小额贷款、财务公司等持牌机构；三是央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基本不承担监管职能。 　　不过，近几年，大陆金融市场迎来快速变化的时期：影子银行迅速崛起，银行资金分流；利率市场化，取消利率上限和下限；以阿里、腾讯、平安陆金所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兴起，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以平安、中信、光大、招商局为代表的金融集团，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多种牌照的融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行业收购，例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悉数集齐银行牌照，距离全牌照也仅一步之遥；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凭借强大的入口优势，整合金融服务。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加大，人民币加入SDR，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沪港通”推出，“深港通”、“沪伦通”也在积极推进。 　　与大陆金融体系快速的市场化、混业化、国际化相比，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已呈现严重的不适应。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告诉《凤凰周刊》，现行监管体制面临至少四大危机。 　　“监管真空”不断出现。在分业监管体制下，一旦出现跨领域的金融创新，各部门可能相互推诿，导致监管盲区；在机构监管模式下，一些新的金融业态出现，令监管层手足无措。例如，P2P近几年爆炸式增长，但监管层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确应由银监会监管，这是该领域野蛮发展的重要原因。 　　分业监管导致“地盘意识”。“三会”各守一块地盘，不希望别人插手自己的监管对象，也不希望自己的监管对象介入其他领域发展。这导致很多金融创新难以推进。比如资产证券化多年来举步维艰。银行如果进行资产证券化，势必涉及证监会的领地。如何进行跨界的监管协调就成为久议不决的难题。 　　消费者保护缺位。“三会”领导直接来自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存在“监管者俘获”现象，很难对金融机构严加看管。而且，“三会”既承担发展金融事业的责任，又承担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责任，本身就存在利益冲突。 　　宏观审慎监管缺位。“在中国常常是‘发展’往往压倒‘审慎’，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存在行为短期化的冲动和政治周期。例如，‘四万亿’期间银行激进放贷，导致如今的坏账问题。再如，证监会在牛市放纵‘两融’失控，却在熊市时收紧‘两融’，这是典型的‘顺周期’监管。”刘胜军说。 　　总之，大陆目前的“一行三会”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谁的孩子谁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 　　所谓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