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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之旅 　　小时候父母最不愿见我做的事就是玩。我的父亲萨拉姆和母亲阿比克都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希望我能做点有价值的事，比如课外作业、家务或自学，在他们看来，玩耍是做好这些之后的奖励。可我天生贪玩，整天都泡在家门前那块空地上。父母对我说：“你就准备这样玩下去？那些游历世界的成功人士，没有哪一个不是辛勤工作的。付出才有收获。” 　　1963年我出生时，尼日利亚刚摆脱英国统治独立三年，首都拉各斯充满商机，尤其是石油行业。政府需要土地建造新办公楼，于是我父母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的新住宅区。社区规划得很好，全是新建的平房和两层住宅，房子一般但挺干净，由于有政府的补贴，任何人都能买得起。社区中央是种着棕榈树的大片绿地，母亲们只要从前窗往外看，就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 　　因为大部分住户都是同一时间搬进来的，结婚生子的时间段也大致差不多，所以我周围有许多同龄孩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踢球。那片绿地就是我们的足球场，踢球时我们都得留心父母的车是否回来了，一旦看见那辆车你就得抄近道赶快溜回家，坐下来装出一副正在专心学习的样子。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经常发现突然就少了两三个人。 　　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叶米·卡卡，他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卡卡比我年长14岁，他是个优秀的学生，赢得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出国留学奖学金——那可是全国学生的奋斗目标。卡卡去了英国，我非常尊重他，但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哥哥对我而言却并不是件好事。母亲一有机会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哥哥那样？他像你这么大时……”卡卡从来不惹麻烦，品学兼优，经常帮母亲做家务；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是每个孩子的榜样，我完全没法跟他比。 　　母亲让我做的家务，我从来不曾做得妥妥帖帖，我是个顽固的孩子，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但并不乏叛逆精神。拿我没办法时，母亲最后一招就是告诉父亲，她会说：“我要把你干的好事都告诉你爸。” 　　这招一向管用，父亲从不打孩子，但他脾气很急，对我们要求也高。父亲是一家之主，他独自进餐，孩子都要为他服务。有时我们也会一起吃饭，但大多数时候是分开吃。吃完饭后，姐姐库迪拉特留在厨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我就出门踢球，如果母亲要我去商店买什么，就派弟弟到绿地来找我。我自然不愿意离开球场，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弟弟——阿基诺拉、塔杰丁和阿卜杜勒·阿菲斯，在他们面前我说了算，只要不是我非去不可的活儿，我都可以安排他们中的一个去干。 　　照管四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并不容易，当我稍微大一点时，母亲就给了我更多的权力，让我帮着管弟弟。阿基诺拉只比我小一岁，我不能把他呼来唤去，只能求着他。阿菲斯就好使唤多了，而塔杰丁有点叛逆。在我上寄宿学校，只能在周末回家后，塔杰丁就更加无所顾忌，就算不情不愿地去跑了腿，他也会偷偷嘟囔“下次我再也不去了”之类的话。母亲听见这种话也不会说什么，而我可没那么好的脾气。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时我通常会给塔杰丁头上来一记“毛栗子”，有时他还会不服气地顶几句嘴。奥拉朱旺家的男孩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格外顽固。阿菲斯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好，又喜欢跑腿，所以从不会拒绝。 　　我的父母是做水泥生意的，当时就做得挺大。独立不久的尼日利亚处于建设期，到处都在建房子。我的父母从国外进口大量水泥，再转卖给拉各斯的批发承包商和建筑商。运水泥的船到码头时，母亲的工作是确保货物的数量正确，还有那些卸货的人为每个顾客卸下的货物数量也同样正确。母亲很擅长做这个，她同时还负责给卸货工发薪水，以及从顾客那里收取货款。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应变能力，稍不留神就有人想耍花招。有时母亲会带我去码头，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阿帕帕码头是整个水泥行业的中心，大约150家水泥分销商都在这里设有“据点”——通常都设在拖车里，这里没有永久性建筑，但那些拖车一直都在那里。拉各斯是一座港口城市，有人开着卡车从全国各地来这里买水泥，由于运送水泥的船太多，有些船得等上三天才能进港。买水泥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里等得百无聊赖，纷纷躲在树荫下打牌聊天，晚上就裹条毯子睡在车里。一些当地人趁机来这里兜售香烟和可乐果。 　　我母亲挑选顾客非常严格，做的大都是回头客生意。她从不躲在办公室里做生意，码头上有家餐厅，她通常在那里接待客户。工人们卸货时，客户可以在餐厅里点任何东西——全都记在我母亲账上，她也因此赢得了慷慨贤惠的名声。 　　我可不是自愿去码头的，我宁可留在家里玩，但母亲可不管我。码头上的人对我都挺不错，他们会给我零花钱，通常是5奈拉，那差不多相当于8美元，对我这么大的孩子而言，这已经是一笔巨款。可惜钱不会到我手上，总是被母亲收起来，毕竟那些人给我钱就是为了回报母亲的好意。母亲工作时，我就在那呆坐着。码头上有一半的人穿着尼日利亚的传统服装，我父母也不例外。在尼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