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与也深,相知更切” 彭德怀与左权在太行山.docVIP

“相与也深，相知更切”——彭德怀与左权在太行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因叶剑英从事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朱德也于1940年5月回到延安，所以在八路军领导人中，一直坚守八路军总部的只有彭德怀和左权。自八路军总部1938年2月挺进太行山，到1942年5月左权牺牲，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与左权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政治上互相信任：左权将心中的苦闷向彭德怀和盘托出，彭德怀决定直接向中央为其申诉 彭德怀与左权同是湖南人，两家相距不过百里，两人均出生于贫苦农家。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湘潭县彭家围子，幼年只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讨过米，下过煤窑。15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左权于1905年3月出生在醴陵县（今醴陵市）平桥乡一户贫农家庭，一岁时便死了父亲，曾几度辍学，后在亲友的资助下上了县立中学。 但两人的成长经历却完全不同。彭德怀行伍出身，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0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而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左权则是学生出身，就学于多所名牌军校。1924年3月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回国，成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 相同的家庭背景使他们互相信任，不同的成长经历又让他们互相仰慕，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1941年11月的一天，左权向彭德怀讲述了自己心中隐忍了近10年的苦闷：他曾因“托派”文件事件而遭受留党察看处分。 本来，这只是一个误会。1932年5月，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称左权在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闽西的红新十二军攻占汀州时，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刊物给红新十二军政委施简。1930年12月红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文件交给左权看。左权为不使文件扩散，看后便放进自己的衣袋里，事后也没有向中央汇报。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职务，调其回瑞金。左权一再向党说明事实真相，但无法为当时的中央相信。只是由于他从上海进入苏区后，工作表现一向很好，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论处，但还是给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为此，左权虽一直受到重用，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苦闷。 听了左权的倾诉，彭德怀想起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曾对他说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参谋长？！”他觉得王明对左权的成见很深。左权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了解到战友的苦闷，彭德怀决定直接向中央为其申诉。11月25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左权对此事苦闷不释。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同年12月29日，彭德怀又将左权的申诉信电传中央，并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负责调查此事。可惜的是，还没等到中央的正式结论，左权就英勇殉国了。 工作上互相配合：一个作战略谋划，一个作实施方案 作为一名军事理论家，左权对司令部的工作有自己的见解。1938年3月，他在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上发言说，司令部是指挥员指挥军队的机关。它的主要使命是：拟定战斗（战役）的计划号令；组织关于保障首长人员下达适应情况之决心和顺利实现此决心之方案。因此，“不应把司令部的工作束缚于‘等因奉此’，而应保障在战斗（战役）前、战斗中和战斗后多方情况的收集与研究，保障对军队的不断指挥，组织顺畅的通信联络，统一各种专门性的勤务机关与战斗部队的协同，这都是保证顺利实施灵巧机动的重要事项”。 左权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实践中。作为副参谋长，左权对彭德怀十分尊敬，总是竭尽心力，为他分担重任。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彭德怀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