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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官释明权制度 　　一、释明权的内涵 　　释明权，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释明”作为法律专业术语，最早出现在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为克服当时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自由放任倾向，即“消除法院不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古典主义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诉讼指挥权制度。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中关于“释明”的称谓则源自日本民事诉讼法，而在我国台湾，学者通常称为“阐明”。 　　关于释明权的涵义，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解。德国有学者在分析本国的民事诉讼法之后，认为释明权包含法官的发问和解释说明权能，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督促双方当事人完整妥当陈述，从而使案件事实清楚明确。 日本《民事诉讼法辞典》中解释是:“释明权是诉讼指挥权的一种。是为了使诉讼关系得以明确，而赋予法院就事实上、法律上的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督促其举证的一种权能。” 我国台湾学者骆永家在《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中做了一个专题阐述释明权，他认为释明权是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不清楚、不充分或不适当，或者举证不充分时，法官以中立的态度，进行发问或提醒，使当事人对其声明、陈述或证据进行完善。 　　在我国内地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对释明权的涵义有几种典型的阐述。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举证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 　　正。” 还有学者认为，释明是法院在诉讼资料收集中的权能，一般来讲，“释明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就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有关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促使当事人提出主张与证据的活动。” 另有学者将释明权分析为两重涵义，一者是法官向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发问的职权，以提示当事人作出完整的陈述，进行充分的举证;二者是法官向当事人解释说明相关的法律观点，以避免突袭裁判。 　　可见我国对释明权的涵义理解同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解释，内容基本相似，只是在定义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理解释明权的涵义应当有不同的角度和内容，即涵盖法官和当事人两个角色主体。 　　首先，民事诉讼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法院公权力的介入下解决私权纠纷的一种活动场域，是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权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释明权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必将涉及法官与当事人两种角色的权利与义务分配。释明并不是法官作为单方主体简单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行为，而是“由法院和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构成的”。 　　其次，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无论是程序进行抑或是事实认证，法官一直都处于积极主动的掌控地位，在这样的诉讼环境中，规定释明权的立法意义显然与大陆法系不同，不是在于强化法官职权，而是以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来监督约束法官的职权，以使其在民事诉讼的进行中，不能滥用权利，随意地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正处于审判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当中，总体线路是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在改革中，既要增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又要约束法官无限扩张的职权;既要实现案件的实质公正，又要确保诉讼的高效进行。 　　综上分析，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进行中，于特定的情形下，通过适当的方式，辅助引导当事人进行完整真实的事实陈述、提出妥当的诉讼请求、进行充分的举证等一系列诉讼活动，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利以及获得公正裁判结果权利的一项诉讼制度。 　　二、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现状 　　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和改革的动力来源是司法实践，经过司法实践的认证，如果想最终实现民事审判改革，必须重视法院以及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了不断提高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出现了一些有关法官释明权的类似规定，诸如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对经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如果又要求起诉的，要告知原告按照申诉程序处理的规定就属于法官释明权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对法官释明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在此后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中也作出了类似于法官释明权的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作出了较为直接的规定的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司法解释中还对法官释明权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3年制定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其中有关法官告知义务的规定就属于法官释明权的内容。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在其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有关法官释明权的内容作出了规定是大胆尝试，这在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以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