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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人生 工业大转移背后的家国故事版名:/index.php?m=Newsa=pubpub=%E6%96%87%E5%8C%96%E4%B8%AD%E5%9B%BD \t _blank文化中国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5-08 重庆816地下核工厂，目前已对公众开放游览。隧道两边的红色油漆标语、红砖墙上修复后的宣传画让人感受到三线建设时期的精神风貌。 王定浩/C FP王小帅电影《我11》剧照。在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度过的童年，是王小帅这个三线子弟的深刻记忆。C FP供图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划分。地图来源：陆大道、薛凤旋等著《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从地图上看，上海与贵阳之间隔着浙、皖、赣、湘四省，两地直线距离约为1530公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搭乘火车去贵阳需要两天两夜时间。但对王小帅一家以及迁往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下文简称“新光厂”）的众多上海三线职工、家属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简单位移。从踏上火车的那刻起，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包括第二、三代后人的命运都随之改写。“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正如彼时口号喊的那样，放眼全国，1964至1978年间，以战备为指导思想，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加入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和工业转移中。作为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长期处于保密状态。据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陈东林教授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三线”一词。2009年，王小帅拍摄了从影十五年来的首部纪录片《三线人家》。他坐在镜头前，听父辈和三线后人口述从1966年迁往贵阳至今四十多年的沧桑演变。而随着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三线”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问题开始被重新思考和争论。大三线对于卞铁夫来说，就算没吃没喝，只要卫星上天，终归是愉快的。而内迁三线，国家、个人价值都得不到体现，吃了苦还造不出好产品，实属胡闹一场。作为典型的三线子弟，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至今，导演王小帅一直期望把“三线”搬上银幕。直到2005年，他拍摄了国内首部直面“三线”的电影《青红》，并一举摘获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你从哪来，你到哪去，你所经历的是事实存在的事情。我们没有轰轰烈烈，我们也没有英勇牺牲，但是毕竟你的父辈和你自己生活在那里，它是特殊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2009年，在拍摄“三线”姊妹篇《我11》的前后，看着三线的父辈已年逾古稀，王小帅突然意识到，若再不让老人开口回忆，这段历史很快也要湮入尘土。王小帅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以及儿时的发小和玩伴共四户人家作为采访对象。“张新章的三个孩子中张麟、张琪是我从小的玩伴；黄松友的女儿跟卞铁夫的女儿都和我同班。”现如今，卞家已搬回上海，黄家和张家都还留在贵阳。在他看来，这四户人的命运恰好是上海赴贵阳的三线人缩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尴尬：东部海岸线被美国半月形包围；南面地区因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处在紧张状态；北部地区也因中苏关系决裂、中苏边界划分问题，苏联加强了远东地区兵力。“根据总参作战部当时给出的报告分析，中国70%工业和60%的人口都在大城市，集中度非常高，一旦打仗大城市受袭后，中国经济将遭受瘫痪。”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教授陈东林告诉南都记者，1964年8月，美国袭击越南海军的北部湾事件爆发。以该事件作为三线建设的起源，为了国家安全和长期建设，毛泽东就此提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建设。而所谓的三线，即一线东部沿海地区，二线中部地区，三线西部纵深地带，“用今天的眼光看，西部地区除西藏、青海外都在三线范围内”。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在镜头前回忆起六十年代的上海，他觉得可笑又可悲：“作为我们老百姓莫名其妙地听说三线，当时宣传是要打仗了，上海也挖地道啊！新剧戏院、儿童剧院、艺术剧场底下都是通的，都挖洞。那时候讲上海怎么办啊？不能建设了，楼房这么多，再盖房子地基就陷下去了。”王小帅的母亲从哈工大毕业后便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新天寨创建新光厂，除了800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内迁贵阳外，组织上还鼓励家属随行，家属如果没有工作还保证分配。动员工作时，并未强调会在三线待多久，却提到贵阳“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生活水平低，老便宜的，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米嘛只有一角多钱一斤。”王母回忆说。最终，共有1050名家属一同内迁，而全厂上下从动员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十天时间。为照顾妻儿，原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王家驹，毅然决定一同迁往贵阳；黄松友的妻子邬秀凤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由于父亲有病在身，原本她也可以选择留沪，但当时一心只想着“国家培养我学军品，不好意思说不去。当时大家都这么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