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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合同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摘 要：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有所发展，但是在合同法中，主要是在违约责任体系中，却完全没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学界，有人支持违约责任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有人反对这样做，本文对其理由进行简要列举，以便表达观点，从而浅论一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合同法中存在的正当性。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违约责任；合同法；正当性 　　在合同责任体系没有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一般将精神损害界定为：民事主体由于其人身权益受到他人之违法行为的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仅限于侵权责任方面。精神损害赔偿有没有理由适用于违约责任？本文将从我国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开始，简单地探讨一下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 　　严格来说，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损害”的概念，该法第120条规定的“赔偿损失”多被理解为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但也仅限于侵权领域，而且侵权的客体权利方面也有限制，只限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但是仍然没有跳出侵权的领域。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比较狭窄，还好司法解释的意向是对该范围有所拓展，但是仍然没有本质的进步。在合同领域，因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当事人是不能以违约为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看来，似乎合同法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欠缺导致了当事人利益保护的不全面。 　　二、通过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探讨合同法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没有在合同法领域建立，但是这个问题的争议已经很早就出现了。一般而言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在否定说的观点中，以王利明先生的最为典型。反对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难以预见。有人认为，对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违反了合同法的可预见性规则，极不利于鼓励交易。第二，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计算。如果计算的数额过大，则受害人在订约时根本无法预见。第三，难于取证。精神损害属于人类的主观范畴，难以寻找客观的证据对其予以支持，而且恐会出现一些恶意诉讼的情况。第四，有的学者认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不符合合同法的性质和特点。第五，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于侵权领域就已经足够，两种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若要寻求精神损害赔偿，就可以提起侵权之诉。第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人认为，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权力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可能出现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第七，有的学者还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与违约责任的补偿性相违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还会增加订约成本，等等。 　　三、对某些反对观点的反思 　　依笔者之见，上述这些观点本身存在着很大漏洞，以至于如果仅仅靠这些观点来说明反对原因，大概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对于精神损害“难以预见”的说法，如果说合同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可以预见的范围为限，那么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的预见性应该是平等的，可以预见到财产的损失，为何不能预见到可能带来的精神痛苦？除非是因为在合同行为当中，行为人大都已经忘记了作为个人的根基所在，这对市场化经济或许是有好处的，但是，对整个法律和经济观念乃至社会的文明发展都是不利的。 　　其次，如果说精神损害是“难以计算”的，这种观点倒无可厚非，但是精神损害的“难以计算”的特征普遍存在于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各种情况中。这一特征取决于精神损害的本质，只能通过人为的评定来确定它的大小多少，而不会有一个客观的砝码。目前，已经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尽量使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可以有一个供法官参考的标准。 　　第三，对于“难以取证”，这个困难确实是存在的。精神损害毕竟是对人的主观情感的一种损害，就算表现为忧郁症等精神疾病，也不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大家都能观测到的因果关系。对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将其尽量外化，就具体的情形有不同的认定方法。要解决难以取证的问题，还是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 　　第四，就合同法的性质和特点而言，笔者认为，以此为由来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空间，实为不妥。因为虽然合同法属于债法，侧重于维护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合同的当事方很多都是法人或者其他单位，但是个体在合同法中的地位同样重要，自然人的存在注定了有精神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在鼓励交易的背后，没有必要因为合同法的这一特征而拒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 　　第五，对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笔者认为，二者的竞合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是所有存在违约责任的情况下都有侵权责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