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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内外的伊朗 　　到达伊朗中部沙漠绿洲卡尚的第一天，正是穆斯林的主麻日，这一天，伊斯兰教国家的大部分铺子都是关门的，人们会提前买好日用品，然后去清真寺做礼拜听阿訇讲经。我们从旅馆出来在街上瞎转，无意间走到一条小街，看见路口标牌上写着“Manouchehri House”。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古宅旅馆，我们好奇地顺着路标走，经过一口地下古井、一座上了年头的坟墓，才发现了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它。卡尚是丝路重镇，腰缠万贯的波斯商人在此修建了豪宅，宅子的外表都貌不惊人，一色沙黄土墙，顺着狭小的门廊往里走，却发现院内别有洞天，鲜花怒放，流水淙淙，一派天堂景象。Manouchehri House的门廊处堵满了人，大家挤做一堆，好像在看什么热闹，但都静静的不说话。 　　“可以进去吗？”我们轻轻地问。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告诉我们，这里正在拍电影。见我们露出失望神色，他忙去询问摄制组，告诉我们可以参观，但不要发出声音。在旅行途中近距离接触电影拍摄现场，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屏息静气地向里打探：古宅露台上放置了几盏摄像灯，十来个男子在灯下或站或坐聊天，工作人员四处忙碌着，有两个年轻男女静静站在露台下，男子剃光头戴着黑框眼镜，打扮时髦，女子虽严严实实地包着头巾，一张脸却装扮得精致娇美，右手熟练地夹着香烟。很快我们三个外国人引起了大伙儿的注意，一位眉眼浓黑的黑衣女孩上前招呼，她是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阿迪拉，因为电影里需要几个外国人，希望我们能参加演出。“演员，就像Jacky Chen（成龙）一样。”她解释道。不等我们应答，阿迪拉又果断中带有几分强硬地说：“明天七点半去旅馆接你们，9点到12点拍摄。你们就穿身上的衣服，也不用说什么台词，很简单的。就这么定了。”这位女电影人办事可真是雷厉风行。 　　伊朗电影的导演制片人虽多为男性，但也不乏大放异彩的女性。比如，曾获得两次戛纳电影节（2000年和2003年）“评审团大奖”的伊朗导演就是一位年轻女性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她初次出席戛纳电影节时，不过十七芳龄，首次获奖时年仅二十岁。还有更令人称道的——伊朗最年轻的电影制作人竟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这个叫罗米娜·莫哈切克的女孩八岁时就自编自导了处女作，一部表现德黑兰流浪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漫长的道路》。伊朗的女电影人就像面纱之后的花朵，给观众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像风格，也许若干年后，我能从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看到这位阿迪拉呢。 　　离开古宅前，我们迎面遇上了一位老先生，他头戴苏格兰呢鸭舌帽，身着黑夹克，叼着一根大烟斗，浑身上下散发着文艺范儿。“这是导演。”阿迪拉介绍。我见导演气度不凡，便问了一句，“他看起来非常有范儿啊，叫什么名字呢？”阿迪拉一扬浓眉，骄傲道：“他叫大流士·法罕，是伊朗的电影之王。” 　　第二天的早饭，我们是和摄制组一起在Manouchehri House吃的，因为来了少见的亚洲面孔，好多人都跑过来打招呼，笑眯眯地把我们左瞅右看。我将大饼蘸在胡萝卜酱里，心里直嘀咕，一没有人解说电影情节，二没有人提点注意事项，就连昨晚的阿迪拉也不见踪影，等会儿正式拍摄时，岂不是稀里糊涂？正在着急之际，一个长发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和大流士导演一样，戴着顶苏格兰呢鸭舌帽。 　　“穆罕默德，助理摄像师。”他晃了晃手里的小摄影机，“导演叫我陪你们，我能说英语。”穆罕默德将我们领进一间铺有地毯的休息室，五六个演员正手拿台词稿在对台词，他招呼我们在房间的一角坐下，讲解起电影内容来。 　　这部电影名叫《The whole of my family》（我的整个家族），是长达15部的现代家族情仇片，今天拍摄的是第一部，上映时间要到伊朗的春节了。在伊朗，电影题材要经过政府的重重审查，导演们为了让剧本顺利过审，多以纯洁的儿童故事为题材，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伊朗影片盛产儿童片，如中国观众熟悉的《小靴子》、《白气球》等。如今的伊朗影坛日益开放，反映爱情、女性命运和家族恩怨等题材的影片也陆续被搬上银幕，只不过在电视电影里，我们看不到男女亲昵的镜头，就连一般的拥抱牵手也很罕见。 　　“穆罕默德，知道这部电影吗？”我给他看iPad里《我在伊朗长大》的电影海报。它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玛嘉·莎塔琵的同名漫画，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作者玛嘉成长于动荡不安的伊斯兰教革命时期，因与革命后的社会格格不入而前往奥地利读书，又因异乡人的身份不被西方社会认可，带着迷茫和伤痛回到了父母身边。但伊朗愈来愈保守的宗教气氛让她难以适从，事业毫无进展，婚姻也遭受失败，最终她选择了再次离开故土。 　　“哦，我不喜欢这电影，很多伊朗人也不喜欢。”穆罕默德皱起眉头，“玛嘉在国外，她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伊朗。”在法国客居多年的玛嘉并非想对祖国做出批判，甚至再三声明《我在伊朗长大》并非政治电影，但因为它涉及伊斯兰教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