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与湛若水“心学”比较研究.docVIP

王阳明“心学”与湛若水“心学”比较研究 　　摘要：王阳明的“心学”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致良知”倡导向内寻求天理，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即理”，给朱子“格物致知”的向外求天理以强有力的回击。相较于王阳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也强调求诸于内的认知方式，但两者对“心”的认知存在一些差异。本文旨在比较王阳明与湛若水“心学”，剖析“王湛之学”的根本差异所在，探究宋明理学中“心学”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心学；王湛之学；致良知；心即理；万物一体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当之无愧是“心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与王阳明同时代，在学术上最具抗衡的，是他的一位好友：湛若水。在王阳明学说形成的过程中，湛若水及其师陈献章的学说无疑为之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如此描述：“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1]，湛若水学说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王湛之学”差异性的研究意义颇大。 　　一、“心学”形成的理论背景 　　宋明理学蓬勃发展，到南宋时朱熹重新诠释儒学，总结了有宋以来的道学，乃至孔孟以来的整个儒学，建立了一套思想精深、体系庞大的儒学系统。朱子理学是两宋理学的总结和发展的最高峰。[2]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在朱熹的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之学”时，极力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体认天理方式而主张求诸于内，在朱子理学蓬勃发展的洪流中举起了“心学”的旗帜。 　　尽管以程颐、程颢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宋代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孕育而生。朱熹后期，理学对于理的过分推崇以及相应的对于人性的压制使得思想界开始重新审视理学。这就为“心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明代“心学”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 　　王阳明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在27岁前，朱熹在他心中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圣人。他按照朱熹所倡导的读书方法来穷理和实践，所获甚微，为此深感困惑。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形成是在曲折中发展起来，从最初的学习朱子“格物致知”，格数天竹子不得半点要领，心力交瘁后开始怀疑朱子的理学，到中年被贬龙场后，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并最终达到超脱生死的境界，“龙场悟道”后始得“心即理”，逐渐脱离朱熹的理学阵营，建立起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的好友湛若水，师于陈献章，心学体系同王阳明一样属于陆九渊开创、陈献章中兴的心学系统。[3]湛若水与王阳明相羽翼，一起将明代的心学推向高潮。 　　二、王、湛对“心”的认知差异 　　以王、湛为代表的明代心学是程朱理学之后思想界的大转向，和程朱理学对“理”本体的推崇备至不同，王、湛心学是以“心”为本体的。这在明代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极大地推动着明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王、湛充分肯定人的个性，使得程朱以来忽略个性的思想浪潮得到扭转。不管是王阳明，还是湛若水都在本体论上坚持“心”本体，呈现出和程朱截然不同的思想进路。这是一种思想的创见和革新。 　　虽然在本体论上，王阳明和湛若水都以“心”为本体建立心学体系，但是两人对于“心”的认知却大相径庭。关于这一点，湛若水自身也有察觉。 　　在《湛甘泉先生文集》中，湛若水就直指他和王阳明对“心”的认知的差异，“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4]湛若水在认识论上是主张“心体万物而不遗”；在他看来，心是非常广大的，它包容万物，并且和万物融为一体。湛若水在和王阳明的书信切磋当中也谈到这点，在《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与阳明鸿胪》中，“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于物若以为心意之著见，恐不免有外物之病。”[5]以上引文非常清楚地呈现了湛若水对“心”本体的阐述。简言之，湛若水的“心”包罗世间万物，与万物浑然为一体，在“心体万物而不遗”中达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 　　王阳明对湛若水“体万物而不遗”的“心”颇有讥意，在王阳明看来，湛若水其实是“求之于外”，有回归程朱理学向外格物致知的老路的倾向。和湛若水类似，王阳明承认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并且提出“心即理”的本体论主张，但是王阳明的“心”更多的是道德本体层面的“心”。在王阳明的著述里，有时也将这种道德之心表述为“良知”。《传习录》有这么一段话，非常清楚地阐释王阳明接续孔孟的道德本体学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