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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理论争鸣与中国法律史学教研旨趣转捩 内容摘要 美国理论法学家伯尔曼此言一出，立刻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呼应与质疑之声音不绝于耳。鉴于当时的特殊学术环境，加之语言之障碍，中国学者在关注伯尔曼言论方面远没有西方学界那么激烈，直到20世纪末叶《法律与宗教》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与西方境况迥异的是，引起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并非伯尔曼所提及的“整体性危机”，而是他所论及的这场危机的主要外在表征，即法律信仰的严重缺失。 法律信仰问题何以能够引起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质而言之，其原因主要在于伯尔曼之论恰恰触及到了当时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瓶颈问题——法律文明建设内在需求与民众法律认知问题的错位。尤其是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行同虚设”一语仿佛给处于迷茫中的中国法学界指点了迷津，于是，自1991年《法律与宗教》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关于法律信仰问题便成为中国法学界争相讨论的对象，时至今日，法律信仰问题依然是学界热点之一。 （二）中国学界的争鸣与思考 综而论之，中国学界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理论争鸣主要集中在两大阵营：一是伯尔曼论点的忠实拥趸者；其二是质疑伯尔曼论点及阐发该论与中国现实脱节者。前者以伯尔曼观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行同虚设”为逻辑基点，分别对中国当下国民法律信仰缺失之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对造成这一现状之历史与现实原因予以分析，更对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进行了多层面的学理探讨。整体看来，该阵营认为民众法律信仰的重塑的确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此，伯尔曼的观点一出，该类学者仿佛看到了中国法治文明重启的曙光，他们充满激情地去阐发法律信仰重塑的相关问题。而后者则失却了前者的激情，他们通过中西语境之差异比较，对伯尔曼之论点置于多维分析，最后得出伯尔曼所谓的“法律信仰”有其自身的存在土壤，在中国这一既无宗教传统，也无法律传统的国度，所谓“法律信仰”也充其量是人们的一个美好幻想。在此基础上，该派学者为了证明“法律信仰”只能是一个悖论或是中国人对伯尔曼的误读；还有学者通过比较“法”与“法律”之差异，最后推出伯尔曼的“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本身就存在问题等。 笔者无意亦无力评判上述两方论点之优劣高下，但从上述理论争鸣中我们可以明显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民众对法律（法）之认知偏差导致了法律实践的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临如此问题，学界当然有厘定概念以及进行学理分析之必要，由于理论争鸣往往是提升民众认识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相信这场范围广、时间持久的争论一定会对中国法治文明之建设起到推进之功。问题的关键是，争论双方都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相比于探索提升法律效用的种种努力，这种争论不应该过分耗费学者太多的精力，换言之，法学者最起码不应该因为概念存在歧义而限制或放弃提升法律效用的种种努力，更不能因信仰与宗教紧密相关，就武断否定那种极力探索法律如何被服从与遵守的种种尝试。基于此，笔者认为，伯尔曼的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论点，而在于他点出了中西社会共同面临的整体危机这一社会症结，并引发了人们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去努力思考。既然民众对法律的认知与法治现代化之目标发生的错位成为中西民众共同关切的社会问题，若设任由这一社会问题继续发展，它必然会大大阻碍法治建设的正常开展，延迟法治文明的进程，甚或危及到整个社会。故此，各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均应对此关系各项事业兴衰成败的社会热点问题有所反映，这是学术与社会内在关系之内在要求与必然反映。 二、时代主题推演与法律史学教研旨趣的转捩 一般说来，法律史学兼具帮助民众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知识本相、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多重功能，故每每在法治的社会作用愈发凸显或法治建设陷入困境时，法律史学便会被时人所重视，法律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因时代主题之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法律史学晚兴的中国，法律史学的上述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法律史学教研主旨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上半期危亡时局与法律史学的初兴 在20世纪初期，危亡时局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正式发轫，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刺激，“不仅清廷无法再实施威逼利诱的政策，就是士大夫们自己也都惕于危亡日迫，而重新鼓起‘经世’的热情与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爱国知识分子，便积极用西方的新思潮与新学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渴盼能从中找出一剂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当时，史学界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其宏旨在于通过对旧史进行批判，建立一种既符合当下时代，又能增强民众爱国热情与提升群体合力的新史学。由于法律史研究所关注的法律问题正与当时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时代主题相契合，而领事裁判权之废除又与全体国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