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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傅华　发布时间： 2006-04-18 04:52　来源：光明日报 　　全球化不仅空前地增强了散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联系，而且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情境和时空观念。许多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之外，一种新的认同方式即现代性认同、全球认同或曰世界认同悄然而生。 　　一 　　 西方学者从哲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全球认同进行了解读。丹尼尔·德德尼侧重从地方和距离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具有距离的概念而不是地方的概念，与世界主义的特性相符，它认为公民的家乡是广阔的，并不属于个人。它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所有可能的地方，还有他们作为地方共有的事物……认为人类世界是由抽象的几何学空间构成的，该空间无限广阔，完全没有差别，也不是神人同行同性，它认为任何特殊的地方都不是专有的，成为世界性的就要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地方和社会‘并且离开祖国’。”丹尼尔·德德尼敏锐地把握住了“世界认同”的特征，但是与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一样，他将现代性认同空间与传统的地方性认同空间对立并预言前者终将取代后者。 　　乔纳森·弗里德曼强调：全球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反向作用关系。当全球认同增强时，民族认同便衰弱；当全球认同衰弱时，民族认同便增强，而这是与全球扩张（霸权）的兴衰紧密相连的。那么，当现代性认同随着霸权衰落而分崩离析时，这种“认同”的碎片飘落在何处呢？乔纳森·弗里德曼通过大量的人类文化学的分析找出三块：传统主义、尚古论和后现代主义。“在这里，也可以指出，这三支中更偏向于传统主义，因为在现代主义缺乏时，提供了不需彻底拒绝的世界。但对于维持认同来说确是必要的根源和价值。”三好将夫把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联系起来考察。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它通过主张公司认同、文化多元和制造跨国阶级而碎化地方性认同，“西方文化成了规范性文明，本土文化则被贬为现代文化和边缘文化”。 　　类似这种将全球认同与地方认同相对立，将全球化实践与民族国家的衰变相联系的观念还有许多，甚至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意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层思考：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主要构成和向度是什么？如果全球文化认同已成浩浩荡荡之势，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强调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意义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现有的全球化认同的理论家都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所做的只是三件事：第一，指出全球化认同与地方（如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反向作用关系，如上面所提到的丹尼尔·德德尼、乔纳森·弗里德曼等。第二，为全球文化的形成而欢呼。第三，对全球化和全球认同进行批判，如萨伊德、汤姆林森、三好将夫、阿尔君·阿帕杜莱等。实际上，上述三种做法和观念倾向都是基于两个错误出发点，一是将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化认同（现代性认同）看成是同构的，即二者存在共同的认同基础、认同形式、认同范围和认同目标；二是将全球认同与以美国为主的文化霸权的全球蔓延混为一类，“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主导其他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 　　二 　　文化认同作为身份识别、规范求同和归属感确立的一种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它在不同的层次、范围上有着不同的性质、方式和效果预期。显而易见的是，家庭认同就不同于民族国家认同。家庭认同是以血缘、性爱、共同地点、共同生活情境为基础，以传统的孝悌伦常为原则的关于夫妻修睦、父子同心、长幼有序的天伦谐和的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当然也要以更广泛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共同地点为基础，但它显然更加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价值观以及宪法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思想背景，它是以家庭认同为基础的，建立在更深层次和更高目标上的关于民族一致利益和共同未来的认同。同样道理，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与基于特殊地点亦即地区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有迥然不同的范围、层次、方式和目标。全球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它将全球视为一个有机的共同利益体，以追求全球系统的安全与效率为目标，通过联合国、WTO、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合作组织、慈善基金和跨国公司等，从减少地区冲突、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各民族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涵养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等实质性行动开始，进而维护和实现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为它们一致认可的全球利益和人类公理。民族认同是全球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所形成的价值和秩序是全球认同的必要条件。因为民族是全球概念的重要构件，民族的涣散与冲突本质上意味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