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纳“此刻不再”和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docVIP

12 此刻“不再” 汉斯·凯尔纳 去年秋天，我参加我侄女的犹太教成人仪式，快到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通的贝思·埃梅特犹太会堂时，我看到房前有一块大牌子写着“此刻‘不再’” 。这几个词对于大屠杀以及表现的矛盾与断裂、悖论与困惑提供了一种简洁的表述。简单说来，不再重复（“不再”）充满了永恒现在（“此刻”）的观念正是我在某种程度上用这些词意指的内容，它引出了有关时间的难以回答的问题。 很明显，对于“此刻‘不再’”，规范的语言学理解最多只能就其作为话语的意义提供一些线索。要揭示“不再”的语义学内涵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不过，尽管它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非祈使句形式，说它命令某人决心不要让某事再次发生就足够了。在此，某人首先是指犹太人，某事通常说的是大屠杀。与此相关的是，这些话正表现出圣经关于回忆(Zakhor)的那种祈使语气，它出自申命记5：15中非常重要的敕命，“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为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引用这种记住过去事件的敕命是要求人们记住信守安息日，即作为永恒之象征的仪式化的现在。早先要求记住安息日的禁令记录在出埃及记对于诫律的初步阐释中，它没有包含针对这种历史回忆的祈使语气。因此，重复地的命令似乎是重述一回（又说到“记住安息日”）。并且，这种在每个逾越节重提的历史回忆（通过解释的一种重述）具有一种特别的作用：提醒犹太人，上帝过去和将来将为他们而干预世事。这种最初呼吁的纪念与由“不再”这样的词唤起的记忆之间的张力，正是有关历史表现和大屠杀的那些文章探讨的问题之源泉。“不再”这个词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少困难。在我了解的任何话语共同体中，他们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此刻”却引起了麻烦。它使不应该再发生的事情一次一次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尤其是，如果作为结果的历史表现都是如此值得怀疑，如此有可能失败或被认为是失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就其术语具有的所有复杂性而言，虚构表现和历史表现在表述某种愿望时都很含糊。以诗歌、小说、电影、戏剧、音乐和历史的形式表现大屠杀的真切要求，定然来自于令人惊骇的或蛊惑人心的想象的事变和事件中一种重提的欲望。我们只描绘我们愿意描绘的。然而，表现大屠杀的意愿并不是想把它当作一个事件来重提的意愿，也不必然是重提表现本身愿意赋予其形式的意愿，相反，它是以一种适当可改变的形式来重提大屠杀的意愿，以便迎合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各种现在的需要。正是这些往往未被承认的和难以描述的需要的力量驱使着这个过程，并且，按我的说法，造成了其中的问题。一旦我们承认在过去的表现中需要和意愿存在的现实性，我们就会公然默许在被表现的事件与现在的意愿二者之间比较孰轻孰重。正是由于在大屠杀和任何对它的兴趣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边倒的不平衡感，导致了人们寻求表现的限度，它实际上是对那种漫无目的的意愿具有的消耗能力的指责。表现的限度便是意愿的限度和现在的限度。这些是难以限定的。 大屠杀在表现的欲望方面设置了种种限制。它往往产生一种罪恶感，无论是对于消逝了的敌人，还是观众或者它的表现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表现的一切要素对于被表现物都是不充分的，它的敌人已成老朽，观众太过健忘，而类型太过审美化。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然而，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语言表达的话语，也摧毁了它使之成为可能的记忆化功能。将某些东西置于话语中即置于自由的讨论和表现中任由它支配，这种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恰恰因为这种风险所带来的恐惧和对历史表现所具有的益处的渴望同样多，才推动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按照雅克·勒戈夫的说法：“那些主宰着并将继续主宰着历史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自己成为记忆或遗忘的大师。” 修正是一种积极历史文化的本质。话语增添的每一种新文献（这意味着每一项新的事业，每一次新的出版事业）必定都通过将那些损毁或挑战材料之意义的特征摆上前台，来获取它自己的身份。以前强烈感触的东西退到了背景的位置，淡化了，也不再那么显眼。其熟悉程度使得它难以注意到。要使该材料构成可能的学术作品乃至公众读物在生活中或者至少在生活的幻影中复苏，那么，它就必须采用新的形式，这反过来说就意味着修正。另一种做法便是仪式，而就连仪式也往往向现在的需求开放。要知道，为了庆祝某种特别的历史记忆，停战日不是成了退伍军人节，以示对某种利益集团的敬意吗？最终，事件在时间中被普遍化、仪式化或者遗失了。 按照这种模式，当最后一位身着灰色或蓝色衣服的老人从游行队伍中消失而归入南部邦联或联邦政府的墓地，阵亡士兵纪念日（Decoration Day）也就让位于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