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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李慎之 　　一九九三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华约垮台、苏联瓦解、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国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兰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一九二六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秋季号的《外交》季刊就发表了七篇驳斥亨廷顿的文章。但是亨廷顿对此并不服气，又在当年《外交》季刊的十一／十二月号(案：就从这一期起，《外交》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撰文反驳。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以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在此以后，世界各国的评论不断。就我的视野所及似乎尤以中国为多，猜想这大概是与他明确以中国文明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有关，因此难免不引起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同志还特地在一九九五年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把中国学者的各种评论收集起来。除了一篇介绍亨氏理论要旨与他自己写的对中国学者论点的总评介外，收文二十六篇，据说还远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观，使我大开眼界。 　　不过，亨氏意兴未尽，大概真想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立一个欧几里德式或者爱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一九九六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重造世界秩序》。全书还来不及看到，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十八页的长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作为他那本书的摘要。中国的《参考消息》曾予详细译介，读者应当超过百万。只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多少反应，《文汇报》最近倒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观点，看起来有点文不对题。现在只好由我来凑趣试加评论，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复申明的主旨就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大可表扬亨廷顿进步了。他毕竟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极化的世界。这个事实或者趋势，已经为西方世界的中心的美国，而且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是美国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的名门望族的当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认，当然是值得称道，值得欢迎的。 　　这样说，决没有美化亨廷顿之嫌，细读全文，他除了在解释何为西方文化时不免有点自我表扬而外，对其他文明、宗教、种族……并无恶毒攻击或贬低之词。相反，他还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他还认为西方已经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要明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无可奈何的姿态。 　　但是，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中国的读者一般不大意识到美国近三十年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至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