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沙中崛起三门峡(连载3).doc

在泥沙中崛起三门峡(连载3)（接上期） （二）一次未能改变历史的讨论会 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三门峡工程的动向。 对三门峡工程，陕西反对，黄万里、温善章上书说“不”，还有一些专家甚至中央领导也对“高坝大库”方案提出了看法。不同声音的出现，让周恩来警觉起来。兹事体大，要慎重对待。为此，一向处事谨慎的周恩来责成水利部组织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再一次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管此时三门峡已拉开了前期工程建设的序幕。 1957年6月10～24日，水利部在北京主持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讨论会”，来自国家建设委员会、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电学院和陕西、河南水利厅等单位的70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温善章、黄万里名列其中。本来，温善章只是水力发电总局的一名技术员，以他的资历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但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他上书有关，并且要专门就他提出的“温氏方案”展开讨论。因而，他作为一位特殊人物，被请到了会上。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10-17日为大会一般发言，18日以后为专题讨论发言。 会议由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 张含英，留美硕士，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民国时期，他曾于1941-1944年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是“在三门峡建水库”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46年12月，他带领中美两国专家组成的“黄河治本研究团”一行7人，考察了黄河孟津至青海贵德河段，认为“河在陕县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坝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之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倘若在三门峡建水库，“库之回水影响，不宜使潼关水位增高”、“其重要问题，当为水库之寿命”。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张含英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30年，参与了当时所有治黄的重大决策，发表《历代治河方略探讨》《黄河治理纲要》等十多部治黄论著，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含英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这个讨论会是个学术性讨论会。有人（指温善章）对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提出了意见，为了慎重地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指示在这个问题上请各方面的专家讨论，要求百家争鸣，希望能获得更正确的解决办法。接着，张含英简要地介绍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立项的背景，提出了会议讨论的几个题目，供大家参考。 张含英讲过之后，沈崇刚（留苏博士，时任三门峡工程局驻苏设计代表）介绍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的情况。之后，会议围绕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水库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其他大牌专家，而是那个被周恩来称作“小青年”的温善章。面对满座的技术权威，27岁的温技术员毫不怯阵，把想法和盘托出，内容还是此前“上书”的那些，但更加具体完善。 后来，我曾问温善章先生：在座的专家都比您名气大、资格老，为什么让您这个小青年首先发言？温老告诉我，因为会议的召开，主要是由他的上书引起的。后来，苏联的几位大牌专家——郭尔洛夫、格鲁斯金、尤里诺夫、柯洛略夫还专门写了《对温善章同志所提三门峡水电站初步设计建议的意见》。温老说着，拿出一期泛黄的《中国水利》杂志，翻到目录页，指着第三篇目录题目对我说，他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中国水利》第八期上。自然，他们是不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温老接着给我讲故事。当时，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虽不怯阵，但拙嘴笨舌，不过意思倒是表达明白了。那次讨论会，我共发了三次言。那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河下游“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修建三门峡高坝挡水拦沙“刻不容缓”。因此，会上绝大多数专家反对我的意见。只有中国水科院的叶永毅、长办（即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吴康宁等少数人支持我的意见。 温善章之后，依次发言的是叶永毅、李鹗鼎、沈崇刚、李赋都、黄万里。 笔者曾仔细阅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整理的《资料汇编》，透过各位与会专家的发言可以看出，讨论会上大体分三个阵营，一个是主张蓄洪拦沙的“高坝派”，一个是主张拦洪排沙的“低坝派”，一个是反对三门峡上马的“反上派”。 “高坝派”占多数，以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李鹗鼎等为代表。 汪胡桢，著名的水工专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水力发电工程专业，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主持修建了中国和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高坝——佛子岭水库大坝。佛子岭水库建成不久，汪胡桢受命担任三门峡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因他是知名的水利专家，加之年届花甲，大家都尊称他为“汪胡老”。汪胡桢虽然上了年纪，但工作起来却是拼命三郎，而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特别是对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和质量问题，他把关非常严格，对于一些重大的技术数据，都要亲自动手进行计算。他对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