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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能承受的“介入”之重与“超越”之轻 ——建国50余年来两种文学教训的逻辑辨析与历史检讨 林春田 张海涛 摘要：文学活动的审美超越品质是其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独特属性，也是它能够有效摆脱世俗条件桎梏，自由抒写人性、张扬人类良知和纯粹道义的根本保证；但文学活动的这种美丽品性和诉求在现实伸张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又必须获得世俗条件的接纳，这要求文学活动具备对于现实历史的介入功能。超越性和介入性的对立因而成为文学运动的基本矛盾，在正和反的对立中，合成为必然的选择。偏于“超越”，文学超越品性难以得到现实的展开，将无法承受其审美之轻；偏于“介入”，文学受各种现实历史条件的左右，难以确保自身的审美品性，亦无法承受意识形态之重。新中国50余年来文学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藉此得到有效的历史检讨和逻辑辨析。 关键词：介入 超越 间性 正：学理辨析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本身即包含有理应怎样与已然如此、意欲如何与只能如何的基本冲突，在两者的离与合中，“理应怎样”的道义与“已然如此”的历史、“意欲如何”的主体诉求与“只能如何”的客观约制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道义与人性既在活动中得到现实地伸张又在流动的历史中不断否定自身、完善自我，因此，逻辑地理解文学与历史地归纳文学理应得到统一，惟有如此，才能对文学活动实施形上与形下的全面审视，梳理清楚文学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历史已然如此与未来如何行动之间的复杂关联，才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既体贴历史又关怀未来、既呵护道义又不回避现实条件的有效研究。 从逻辑上讲，文学活动理应是一种基于语言符号的诗性交往活动，以“想象”、“虚构”“情感”为审美质素的非功利的超越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活动“理应怎样”的“概念之有”，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文学性”、英美新批评的“肌质”、超越美学的“超越性”即是对这种“概念之有”的各自解说，但是，这种逻辑存在的“概念之有”、“事实之无”要想进入历史，生展为“事实之有”，必须有一种黑格尔所谓的“否定性”质素与其对立，克服其“事实之无”的缺陷，获得保障自身现实存在的世俗条件。同样，从历史的层面上审视，文学在事实上又是“介入的”，介入历史，介入社会，介入伦理，介入政治乃至介入市场，在“介入”中获得历史出场的机会，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代表的对文学“社会性”或曰“意识形态功利性”的认识即是对文学这种介入品质的阐释。但是，文学的这种“历史之有”却时时面临着“概念不合”的道义责难，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及其审美本性也的确时时存在着遭受“历史之有”瓦解的危险。因此，这种“历史之有”的“介入性”要想成为基于文学自身品性的自主“介入”，成为一种与“概念之有”相合的“历史之有”，亦必须有一种否定性的品质对其规约，克服其“概念不合”的缺陷。这种“超越性”的否定性质素即功利的“介入性”，这种“介入性”的否定性质素即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品性，审美与意识形态、非功利的超越与功利的介入一虚一实、一轻一重、一出一入的对立冲突构成了文学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 单就中国文学来说，建国50余年来，中国文学似乎一直在这一轻一重的两端寻求自身的位置，在介入与超越的两难选择中游弋权衡：要么投身于现实政治与道德的重大使命，承负起宏大叙事的任务，籍此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却也在这介入的重压下迷失本己，将审美的声音变异为政治的呼喊、道德的说教；要么完全规避现实的使命，沉醉在审美的持守与安然中忘怀现实、滑向边缘。先是前30年对政治历史使命的积极担当，然而在这30年中，要么曾经饱有审美性灵的作家搁了笔，要么有所持守的作家陷入了精神困顿，甚至一部分人选择了自杀，文学看来不堪其重。继而新时期以来文学着意规避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在刻意寻回文学审美品质的同时要求文学甘于自律，不做非分之想，然而在这审美的坚守中中国诗坛却在80年代中期以后被诗人自杀的死亡气息所笼罩。文学在以自己的轻飘否定了自身的沉重之后又在这轻盈的索寞中陷入深沉的价值困境。末了，鉴于新时期文学的自律诉求使文学在边缘化的处境中日益难以存活的尴尬情形，后新时期以来文学又有向社会视域的中心位移的趋向，然而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与图像形态大众话语/市场话语的双重钳制下，文学在走向市场赢得大众的同时虽然对自身的自律诉求有所持守，却在无意中顺从了市场的规训，在恶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逻辑面前，文学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审美气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文学这次力图重寻介入路径的回归并未能完成一次完满的否定之否定。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到，文学作为基于语言符号的诗性交往活动的理应如此的“概念之有”在历史的“介入”中，并未成为既葆有其质的规定性又涵化其事实性否定质素的“历史之有”，或者说，文学在介入历史成为“历史之有”的同时，并未成为一种与“概念之有”相合的“历史之有”。这样以来，中国文学就未能走到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否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