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doc

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 蒙元时代，由于种种原因，官场吏治败坏迅速而剧烈。元朝中后期，蒙古统治者开始较严厉地整顿地方吏治。奉使宣抚，就是元朝廷派遣使臣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府实施行政督责的特殊方式。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仅见孟繁清先生撰文评议顺帝至正初的奉使宣抚 。笔者吸收孟文成果，进一步对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作较系统的探讨。 （一）奉使宣抚的宗旨和使臣选用 从字面上讲，奉使宣抚大体是“钦赉圣旨”，“持节”出使，“布宣德音”，抚绥百姓等义 。在实施过程中，奉使宣抚又有较确定的宗旨。泰定二年（1325年）九月戊申沼书云：“囊屡诏中外百司，宣布德泽……尚虑有司未体朕意……承宣者失于抚绥，司宪者怠于纠察，使吾民重困，朕甚悯焉。今遣奉使宣抚，分行诸道，按问官吏不法，询民疾苦，审理冤滞，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 。泰定二年的奉使宣抚，时间不是最早的，措施效果也未必典型。但前引诏书开宗明义，对奉使宣抚的宗旨讲得比较清楚。即由于承平日久，行省、路府州县等官（“承宣者”）“失于抚绥”，御史台、廉访司（“司宪者”）“怠于纠察”。地方官府不能按朝廷的意图治理好百姓。于是，朝廷在地方官府及监察官系统之外，另派钦差使臣 ，予以干预和督责。干预督责的要点有两条：一是“按问官吏不法”，针对地方官吏；二是“询民疾苦”，针对庶民百姓。这实际上就是奉使宣抚的宗旨。《东山存稿》卷五《书苏奉使本末后》所说：“以问疾苦，明黜陟为事”，也是这个意思。其它几次奉使宣抚描述其宗旨时，使用的词汇稍有差异，但基本含义与上述两条完全一致 。唯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奉使宣抚主要为奖励彰德、大名、东平等处平盗贼的有功将帅，而与前几次迥异 。 奉使官员虽系“钦赉圣旨”的钦差，但其选用“遣差”、通常由中书省具体负责 。如大德七年（1303年）尚文任中书省左丞，“选十道使者，奏请巡行天下” 。被选充者都是中央及地方的较高级官员。包括六部尚书、诸院监官、行省左丞、参知政事、宣慰使等官。原品秩多是从二品和正三品，少数是正二品。大德七年始，不论其原品秩高低，“并给二品银印”。临行，还要由皇帝“降诏戒饬之” 。朝廷还规定，凡奉使宣抚官员，率以两人共处一道。泰定二年始又以蒙古人（或色目人）与汉人相伴而行 。赴蒙古肇兴之地的使臣，元廷往往特意简选蒙古勋旧子孙和“习北藩风土及知典故者”。如别儿怯不花、纽的该等 。每道两名正使之外，又设掌管簿书等事的首领官僚佐一名。起初，首领官可以由使臣自辟。如成宗大德年间，陈某奉使宣抚江西，“雅知”江西行省检校官阎宏，即“引以自佐” 。迄仁宗时，首领官选用已需履行上奏皇帝批准的程序 。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首领官人选即由朝廷公布于诸道奉使宣抚官名字之后，而且多是由省部院监等衙门的低级官吏选充 。需要补充的是，行省和奉使宣抚之间偶尔也发生处理政务的分歧。如延祐四年（1317年）江浙行省因福州路张守仁“不为用心钤束”，造成囚犯逃亡的过失处分事，与奉使宣抚意见不合，遂移文中书省请求仲裁，中书省却大体依照奉使宣抚官的意见行事 。这从侧面反映了奉使宣抚直接为中书省委茶，受中书省支持的情形。 顺便谈谈奉使宣抚与世祖初十路宣抚使的关系。笔者拙见，奉使宣抚与世祖初宣抚使，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差异。二者都是临时性使职，均称“宣抚”而带有承宣抚绥之义，又都是由中书省具体选派。其职司中，都有问民疾苦，惩处贪官污吏及荐举贤才等内容 。另一方面，宣抚使分十路派遣，主要任务是整顿汉世侯把持的路州官府，还具体负责征集赋税、筹办军需等事宜；奉使宜抚所赴的是范围较大的道，它不过问地方具体政务，主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进行督察，权势较宣抚使更重，督察对象包括行省、廉访司、路府州县等官。可以说，奉使宣抚在名称、使命等方面，或部分承袭世祖初的宣抚使，但其整体上则具有与宣抚使迥然不同的性质。 （二）奉使宣抚的分道、次数及频繁举行的原因 历次奉使宣抚均是分道进行的，但前后六次奉使，所分道的数目很不一样。迄今所见大德三年（1299年）奉使宣抚仅赴燕南、川陕、淮东西等道。大德七年（1303年）的奉使宣抚，《中庵集》卷七《奉使宣抚回奏疏》云：“遣使七道”。《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十二月丁未条也说，分为“七道”。同年三月庚寅条亦称，郝天挺等十三人分赴河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两浙江东、江南湖广、江西福建、山北辽东等七道。而《元史》《尚文传》及《平章政事致事尚公神道碑》则称“十道” 。揆之《中庵集》及《元史。本纪等三处所记皆为“七道”，且道名俱有记录，所载翔实。故大德七年奉使宣抚当是分为七道。《尚文传》等处的“十道”，或为“七道”之讹。延祐二年（1315年）正月奉使所赴道数，《元史》仁宗本纪云“分十二道”，《燕石集》卷十四《奉元路总管致仕牛公神道碑》则说“分十道”。今暂两存之。泰定二年（13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