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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国学经典文丛》序言 2012年，是胡适诞辰10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是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湛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海内，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试着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为这种悖论做出某种诠释，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白话文运动是通过语言的变革引领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社会改变，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它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但他们或者更多地是侧重对旧事物的批判，或者更看重白话文运动的政治含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卖力的鼓吹者，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白话文找出了传统和渊源，使白话文的提倡有了合理与自然的基础。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的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领袖地位 ，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 即“ 敏锐的观察力, 致密的组织力, 大胆的创造力” 。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