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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与中国的历史认识 【安倍执政以来，极力否认历史，试图修改宪法，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弹；贬值货币以邻为壑，但“安倍经济学”并未使日本摆脱困境；频繁出访，明枪暗箭地针对中国，却徒劳无功。而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丝路基金，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展现了自信、开放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了和平与发展的宏大愿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哪来的？这要从历史中寻找。】 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历史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也活在我们身上。梁漱溟说：“人不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246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只有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文明大国才能产生这种深远的背景意识。 毛泽东说，我们要创造历史。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我们只能在历史所规定的条件之下创造历史，过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体现了一种历史观。奥运会开幕式呈示了古代和未来两个时空；但是，却省略了现代，略去了与我们当前生活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20世纪。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李欧梵批评奥运会开幕式规避20世纪。回避现代史，是为了回避革命这一难题。中国现代史是一部革命史；然而，有人宣言告别革命，更有人诅咒革命。因此，目前，革命成为了一种必须回避的历史负担。 但是，这种倾向却割断了历史。毛泽东说，不要割断历史。割断了历史，我们就既不可能理解现在，同时也不可能把握未来。 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视为现代历史经验的一种积累和总结：“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没有现代史，没有20世纪，怎么有今天的中国？古代中国又是怎样变成现代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说明了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困境：没有找到一种把现在与过去、未来疏通和连结起来的方式。 一、从“天下”到“世界” 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故事。在现代世界史的叙述里，个人“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和根本的目的。 然而，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手段出现的，在当时叫做“洋务运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非以夷变夏）。 东亚现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危机的历史。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秩序和文明在西方入侵下强行解体。传统的脱序和现代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东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态，成为一种极不稳定的力学结构。东亚成为20世纪世界危机的一个中心，也是现代世界最痛苦的地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而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同样延续着内战的历史。今天世界上所谓的“热点”地区，从中东战乱到印巴冲突，再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都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创伤。即使中国内部西藏新疆这些边疆地区所发生的动荡和不稳定也和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现代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自身的关心和对自我的追问。现代自我和现代世界观是怎样产生和建构起来的？我一直质疑那种简单的、原子式的、本质主义的个人观。个人和社会、国家、世界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自我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调适关系。在现代，胡适和冯友兰都曾经思考中国怎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安身的问题。 现在我们讲“世界观”，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然而，在被西方打败以前，中国存在着的是一种“天下观”。按照《礼记》的治理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