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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 阿伦特倡导重要政治理念：非实利目的、自发性、创新性的行动以及公民之权力与公共领域的开展，她关心的课题是行动的创新性与制度规范之间互动的关系。革命实践体现了个人与维系此自由之能动性。在《人的条件》中表述的行动理论，受古希腊政治理念的影响，把体制的创立跟行动的实践相分离；并从古罗马共和的宪政法治传承中，汲取论证的资源，希望能调和行动之创发性与法治程序和宪政制度之规范。 极权主义与西方现代性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 对于阿伦特而言，希特勒的极权政治代表一种根本之恶，这种罪恶乃美德无法宽容，法律与刑罚也难以制裁。这个政体凭借全盘性的意识形态和以集中营为实验场所的全面控制的统治：全面控制企图阻止无限多元化与个别差异的人，使人类整体成为宛如单一的个体，其唯一的条件即是，把任何一个人化约成一种恒定的同一性。把人类塑造成跟其他动物相似的族类，其唯一的自由只是族类的存续。全面控制完成这项目标乃透过两种途径：一是统治精英集团灌输意识形态教条，另一则是建立集中营，是以恐怖统治。1、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讲究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证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某种终极目的。这种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经验适时的否证，把它支配的世界砌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要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总之，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一方面是凡事皆有可能的虚无作风，把可能改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是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并不出于自发，避免了领导者的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极权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意识的本质是为扩展资产之缘故而进行无休无止资产扩张，以及全球化扩张作为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动摇了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定疆域、同质性的文化生活形态，以及具有宪政法治的政治体系，其功能在于超越族群之分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落实全体福祉的理想。）在殖民地区形成种族主义（以人的生物属性为依据，分判人种之优劣，以及祈求以优良之人种为构成理想之民族国家的理念，）殖民地种族主义蕴含了极权主义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根源。 群众与极权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现代西方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只是追求物欲之满足，罔顾公共事物，但是生活之支离破碎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的存在。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物，隔绝了其他人以及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丧失了现实感和合理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一套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以及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意义的意识形态吸引这群单子化的个人获得归属感和现实感。 犹太人命运与西方现代性之限制 犹太人作为无国籍国民，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这造成他们政治冷感和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置身于危机中，犹太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容易成为欧洲各国歧视以及迫害的对象。反犹太主义透过纳粹政党的宣传，以及组织与暴力，形成了个人自我界定之认同的核心。纳粹德国集中营摧毁的正是政治现代性之普遍原则的根基：人性的普遍概念，亦即人类共同具有普遍之人性，以及因之而来的基本权利。这冲击和动摇了启蒙理想，即来自帝国主义之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这因素也与资本主义无限的资本积累与扩张相连，这也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两种政治武器，官僚政治是欧洲人统治与监管海外殖民地民族所带来的结果。这两个因素间接地破坏了欧洲本土所孕育的普遍人权与宪政法治的理念。 民族国家、民族主权与基本人权 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是透过制宪把哲学家建构的自然法则及权利转变成为国家权力必须履行的义务责任。人权的意义在于，人代替了上帝成为法律的超越性根源，人自身是人权的根源，也是人权指涉的终极目标，不必诉求任何权威。（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承认人的基本权利是基于上帝之创造）人权宣言所揭示的人是抽象化的人，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单一之个体。现代人权的历史意义，是以人主体的理性可以发现与论证的普遍法则，借此取代中古封建的上帝神圣法则。把民族性与国家体制相结合就是民族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必须保护居住于其疆域内的人民，它的一切作为必须代表着一个超然的合法制度。其正当性建立在宪政法制的基础上，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自由权利，有能力终止体制内的战乱，以及抵御外侮。另一方面，在处理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上，宪政国家只提供一种法治与司法管辖的基本架构，理想上，给予这些活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