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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第三，合作社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分立，即便是在官办、官民合办的农民合作组织中也不例外。但是这种权利分立并不是通过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形式出现，而是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目标而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地方政府通常将合作组织视为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组织载体，利用合作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化、最终提高农民收入的经济政策目标。而合作社则尽可能地利用政府的特殊组织资源优势去协调外部关系，改善外部经营环境，提供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或交易成本过高的服务，实现自身的加速扩张。因此，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这其中一个质的飞跃是农民由原来被迫性的、无个人选择的加入合作社转变到农民自主地、自我决定加入合作社，从而真正体现了合作社的自愿性。这个变化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合作指导思想转变以及农村民主化进程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整体水平看，农民合作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是非常不均衡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政府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农民合作组织参与和影响政府活动的能力非常有限；相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对政府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合作组织发育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组织规模小而零散，形不成独立的体系，并且合作社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微不足道。 　　第四，官办和官民合办的农民合作组织如果长期在决策上高度依赖政府，将直接影响到合作组织发展的独立性乃至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其结果将有可能蜕变为私人营利企业或产生新的政企不分。严格地讲，中国现存的农村合作组织往往是具有合作行为的组织，而不是真正的合作社（苑鹏，1999）。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社员所有、社员自治、社员自享”，在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合作组织个案中，只有农民自办的合作组织基本符合这些特征。而官办和官民合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由于无法实现社员所有的基本条件，社员自治和社员自享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些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农村合作组织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在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照此长期发展下去，这些农民合作组织将趋向“公司化”或出现新的政企不分。因此，当合作社经营步入正轨后，必须首先从产权关系上割断与政府的联系，加强普通社员与合作社的产权纽带联系，实现真正的“社员所有”；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社对社员的盈余返还制度。同时，合作社经营者阶层应当实现彻底的身份转变，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转化到企业家单一身份，合作社领导人的人选最终由社员大会表决通过。 　　（二）启示：政府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基本定位从未来发展看，伴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wto 对中国农业所带来的冲击，中国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大，农民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资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但是，在具有合作精神的熊彼特式企业家供给短缺、农民对合作社制度缺少了解和认识、合作社立法问题没有解决的大环境下，今后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状况不会有较大的改变，国家与合作社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形成。 　　因此，未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合作社制度具有天然的反市场性，门户开放原则使得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限制资本报酬、服务社员目标影响合作社的资本筹措能力，使合作社难以提供必要设施服务社员；而民主管理与经营效率往往相互碰撞、相互排斥，造成社员的权责不对称，影响企业家稀缺资源的有效供给。由于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在经济自由化的压力下，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已经转向投资人所有的公司制。它反映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合作组织凭借自身力量直接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是很困难的，它需要政府的扶持。如果任其自然发展，那么这一弱势群体很可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下，被已经成长大的强者扼杀在摇篮中，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 　　有鉴于此，在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上，政府的作用首先应当集中在加速合作社的立法建设方面，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制度环境。鉴于当前中国合作组织发展的多样化、异质化、以及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和现状，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先在合作事业较为发达的省份或地市制定地方性的合作社法规，待时机成熟，再进行全国性的合作社综合立法或专业合作社立法。 　　其次，政府应当将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作为一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