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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兼论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2行政论文... 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兼论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 三 　　像所有其他对外行动一样，对外干预的可行性和成败取决于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一系列因素，它们或者有助于干预成功，或者制约干预的进行，甚至导致干预失败。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起作用的首先是国际体系结构，即一般所称的国际格局状况。当干预发生在大国权势竞争的冷角，不危及其他竞争者的重要利益时，干预就比较容易成功，反之会遭到重大的国际障碍，亦即其他竞争者的反干预。近两个世纪以来，列强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势力扩张活动提供了正反两面的许多例子。粗略地说，大凡迅速沦为殖民地或独占性势力范围的国家或地区，其沦落时皆处于大国竞争冷角，而那些长期避免了此种厄运的国家或地区，除有些内部有足够强劲的民族力量外，皆是几个大国着力竞争并且因此多少存在均势的场所。〔 11 〕干预的可行性和成败还同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状况有关。在强权政治的历史上，大国在本势力范围内进行干预的次数和成功率，远超过它们干预异己势力范围的次数和成功率。特别在两极体系时期，两个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对外干预大多限于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及中间地带，越界干预（特别是越界军事干预），不免有较大或过大的风险。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对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是非常谨慎的。〔 12 〕 　　国际力量分布状况同样重要。各大国力量比较均衡时，均势制约所有大国的对外干预自由，而某一个大国显著强于其余大国时，该国的这种优势有助于大大减少它在对外干预方面可能遭遇的阻力。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就是如此。国际社会中跨国、甚至跨区域性的观念因素（被某些学者称为国际体系价值取向〔 13 〕，也同国际格局一样起作用。１７和１８世纪支配欧洲的王朝合法观念及其派生的一整套思想，限制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干预，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盛行约３０年的正统主义原则和近年来流行于世界、以国家主权有限并迅趋过时为核心的一套观念〔 14 〕，助长和便利了霸权国家或霸权国家集团的对外干预。 　　所干预的对象（亦即被干预国和被干预问题）的具体性质，也是决定对外干预的可行性和成败的一大类因素。被干预国抵制能力和抵制意愿的强弱，抵制理由的正当与否，它的国际联系和国际声望状况，被干预问题的复杂程度及其解决的难易程度等等，对于干预的具体方式的确定、干预成本和收益大小以及干预成败，极为重要。路易十四以英国宫廷服从他的欧洲霸权抱负（特别是征服荷兰联合省）为条件，秘密支持英王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图谋复辟天主教并确立绝对专制统治。然而近代外交史上这一非常著名的干涉内政努力，到头来以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和英荷结成反法同盟而宣告破产。〔 15 〕路易十四干预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英国国内以国会为中枢的反天主教、反宫廷专制和反法国霸权的势力足够经久有力，其宗教、政治和社会意愿远比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更符合民心，并且能获得足够的国际支持——首先是荷兰、而后是法国的老对手奥地利的支持，而路易十四干预的问题则因涉及改变英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宗教信仰、民族情绪、政治传统以及整个欧洲的根本格局，极难按照他的意愿来解决。同理，考察二战后时代，可以举出一大批类似的实例，其中超级大国干预失败的实例，如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及其越南战争的失败，苏联对铁托政府的颠覆和高压及其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尤其引人注意。近年来，波黑、索马里等地的复杂棘手的局势，也说明了类似的道理。四 　　决定对外干预的可行性和成败的另一组因素，在进行干预的国家内部，它们主要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有关。干预能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仍有必要予以较细致的分析。首先，应当把一国的对外干预能力与其潜力区分开来。潜力是潜在的和未来的，把它误认为现实的能力难免导致行动失败。一战结束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雄心勃勃地要重新塑造国际政治及其规范，但其世界蓝图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潜力而非实力（包括美国及其国际政治观的实际威望和影响），终致在凡尔赛和会上不敌其协约国伙伴。一位历史学家就此写道：“威尔逊是否本来能够在会上避免作出各种妥协，防止攫取土地和索取苛刻的赔偿，以及防止那种不大公开的外交（？）……评论家只能说，总统完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16 〕 　　与此类似，苏联在５０年代中后期针对非洲、西亚和南亚数路出马，拨放援款，派遣顾问，插手内政，结果是败多胜少。在预测当代某些新兴强国（主要是德国和日本）未来的对外干预轨迹时，这些史事不无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把一个干预国的总体能力同该国政府在具体的干预中实际可用的能力区分开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干预国的总体能力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可用于特定的干预的，因而其总体优势（假如拥有这种优势）成了局部优势，甚至局部劣势。４０年代后期，美国这个头号军事强国干涉中国革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