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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能力的构造 引言 2006年前后学术界第一次提到“新媒体事件”时，当时的研究者大多是试图将其纳入“网络社会”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分析的重点放在信息中下阶层在城市政策话语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上，其目的不是针对“媒体事件”。[1]事实上，新媒体只不过是一个意见出口而已，重要的是事件本身。然而，近几年所发生的事件其背景往往十分复杂。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管理未能及时跟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分化，特别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民众开始产生不满情绪，对政府不满，对国家不满的言论在网络上呈几何倍数的增加。网络空间与手机微博的兴起以及各种互动信息软件的开发，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自己想法和发泄心中不平的机会，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公众舆论呈现的平台。一些网络媒体为了赢得更高的点击率，往往关注对社会阴暗面内容的报道，这些内容容易引发网民发泄心中的不满，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常常容易走极端，让人不免担心舆论的失控。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情绪日复一日地酝酿，积蓄了大量的能量。于是，网络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便浮出水面。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来有效化解社会危机，引导舆论，充分认识网络民粹主义的潜能，并对其蔓延加以有效控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　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本质特征 自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开政治实践先河以来，一个多世纪里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民粹主义就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民粹主义生存的空间又被拓展到虚拟世界。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培植了个体表达的欲望，也创造了个体表达的自由度，更强化了关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如果不经意间看网络舆论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往往不会留意到民粹主义的存在。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才会跳到前台。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这个世界是由具有智慧的人民以共同的方式、通常参照过去的事物（即使是理想化的）所创造的。因此民粹主义之中有一个暗示性的中心地区的构想，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民粹主义者赋予了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2]4在新媒体时代，民粹主义者认为，既然网络可以实现实时的对观点的自由表述，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反馈将会非常便利和迅速，那么从此他们就可以更少地依赖新闻机构、利益集团、专家、官员和精英，所有的意见将产生于他们自身。在这里，民粹主义把个人看做是缺乏联系的原子化个体，而社会不过是有着地理边界的这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仿佛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将社会普度到一个境界，个人价值从此得到高度的凸显。因此，网络空间在他们看来就是真正民主运动的场域，而网络传播就是典型的政治实践。 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思潮或运动，它不相信代言人和代议制，具有反制度、反精英、反权威等特点。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的进化物，其根本内涵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其栖居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形式相应发生变化而已。 我国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大体起步于本世纪初，从世纪之初的“反日游行”到2008年的“家乐福事件”，网民的诉求由一般民族主义向民粹主义过度，期间滥觞于“重庆钉子户事件”、“周老虎事件”等，至“杭州飙车案”、“云南躲猫猫案”开始成形，而“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药家鑫案”达到一个高潮，可以说发展速度异常惊人。 如果将当前活跃于我国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思潮加以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其特点与以往任何时期都有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下活跃于我国网络上的民粹主义总体情形来看，其表现还只能算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场运动。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背景下，它悄无声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消亡了，而往往是处在蛰伏状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没有组织形态，不刻意追求某种运动理念是当下网络民粹主义的总体特点。英国学者塔格特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在与政治尤其是与代议制政治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民粹主义认为政治是混乱和腐化堕落的，因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涉足……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性同时也说明了其矛盾性，为了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民粹主义者倡导政治上的简洁性和直接性。”[2]4在网络空间，民粹主义者往往并不追求特定的政治包装，甚至连基本的口号都没有，但一旦形成，号召力却丝毫也不比组织性运动差。英国伦敦2011年夏的骚乱中，参与骚乱者之所以敢在网上晒抢来的“战利品”，是因为有潜在的思想依据，均分富人财富合法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思想。 其次，网络民粹主义主体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早期的美国民粹主义政治、俄国民粹主义、拉美民粹主义政治、加拿大“社会信用党”以及新民粹主义，其发动运动的主体，通常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生于草根阶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过现代教育，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