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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式”到“艺术符号” 　　【内容摘要】人类文明的进步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及抽象能力的提高。从哲学到心理，再到艺术领域，“图式”和“艺术符号”都表明了人类对事物自身及其与其他事物之联结的本质及结构的探索，是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统一。根据“皮式”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幼龄及学龄早期儿童尚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已具备表象思维（这也是作者为何要以“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图式”和“符号”作为儿童绘画中艺术符号阐释的理论之基的缘由），且运用皮尔斯对符号学的第二类三分法探索儿童绘画作品中艺术符号的阐释方法，从中折射出儿童的本体世界。 　　【关键词】图式 艺术符号 儿童绘画 　　一、从“图式”到“视觉图式” 　　如果说哲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矛盾性存在的自觉和反思，那么二元对立似乎理所当然成为了哲学的永恒主题。众多对立词汇从某种意义上影射了哲学上的很大一部分矛盾关系，感性与理性即是典型一例。而倘使感性与事物现象密不可分，理性与事物本质紧密相连，那么康德哲学中的“知性”无疑为这相望两岸搭了一座不偏不倚的桥梁。为进一步说明纯概念对感性材料综合统一，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的第二部分“先验逻辑”的第二卷“原理分析论”中提出了“图式” 这个概念：“……由此，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式。” 　　在康德看来，“图式”与“范畴”（理性层面）和“现象”（感性层面）同质，它是“纯粹知性的”，是使“纯粹知性概念应用于现象之上成为可能”的媒介。一方面，“图式”与“形象”是不同的，形象是经验性能力的产物；而一个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则不被任何形象所奴役，而只是合乎某种一般概念的统一性规则而进行的纯综合。另一方面，“图式”与“概念”也不相同，因后者不包括任何具体表象，是纯粹抽象的；而前者顶多被视为一个对象的“感性概念”。 　　康德“哲学”式的图式到了皮亚杰这里即充溢了“心理学”式的色彩。在“皮氏”的认知发展理论中，图式是指一个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是一种认知结构的单元，且“图式”并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只是同化、顺应、平衡等认知阶段的初始。 　　落实到儿童绘画的图式问题（可视为“视觉图式”），无疑罗恩菲德对儿童发展阶段的阐释令人印象深刻，他将7―9岁的儿童归于样式阶段，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有了基本但高度个人性的概念化；而后里德提出了心象和图式问题，发现了儿童画中的“清晰的四等分结构的倾向”；阿恩海姆对儿童的早期画概括出“圆形说”，且将其视为儿童最简要的图式。随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关于儿童绘画的“图式”问题研究从未中断。 　　二、艺术符号如何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对“结构”和“感性、理性融合”的特征集大成者非“图式”莫属，源于古希腊时期，而在20世纪初骤然兴起的“符号”亦将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当然，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符号）。” 索绪尔如此定义虽说是把概念和音响形象对立起来，但同时也以作为整体的“符号”进行统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符号”乃是集形象（感性）和概念（理性）为一体。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三卷本的《符号形式哲学》中也指出，作为普遍意义和具体感性的结合体，符号乃是“精神的动能”；它并非只是意义的偶然外壳，更是意义的必然机体。 毋庸置疑，符号是意识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结构关系，它使二者融合为统一的意义世界。 　　关于“艺术符号”的提出，是来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著述《人论》，他指出艺术符号与概念性符号的区别在于后者并无形象性。美国学者苏珊?朗格在卡西尔的人类文化符号论的基础上用符号学原理去解释艺术和审美现象，主张“艺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且在强调艺术符号的结构型功能的同时明确指出艺术符号的表现性，据此，她又将艺术符号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象性符号，当然，不论分类如何，她始终将“艺术符号”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儿童绘画中“艺术符号”的阐释 　　由上述可知，“图式”和“艺术符号”是感性与理性高度结合的产物，甚至生发出了更多内涵，如强调符号的意指性及动态生成性、强调创造者和解释者――对此的重视是为了令成人能更好地理解儿童的绘画作品（处于2―7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不同程度的表象思维，与其说这是个混沌的思维阶段，不如说这是感性与理性最原始的融合时期），即成人该以怎样的观念去观看儿童的绘画作品，又该以什么标准去阐释作为整体的艺术符号。 　　诚然，对儿童绘画的艺术符号进行阐释的前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