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 网络语 外来语应规范.docVIP

有钩沉，有漫议，雷颐对时下夹杂在标准汉语中的“新词”和“方言”持“放任”态度。他认为，维护语言的纯正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权利；然而太过追求纯正，其结果将是无法开口说话。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这是上世纪初流传的两首“打油”，因为当时一大批现代自然、社会科学新词传入我国，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非议，这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同胞、民主、膨胀、自由、直接、间接等当时全是颇遭物议的“新词”。 “日本新词”对汉语的反哺 这些新词大都由日本传入，连素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亦以反感并力禁使用“日本新词”闻名，以致他七十大寿时，其门生和部下樊增祥所撰长达二千余言骈文，在细述张氏德政时，特将此事叙入，极表赞佩。寿文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文中所谓“鸡舌”、“马肝”是引用“典故”，在此以“鸡舌”、“马肝”暗喻“日本新词”，意谓不必用这些新词，照样能学问精通。 但语言具有某种强迫性，甚至使反对变化的人也不知不觉地使用种种“新词”。随着“新学”日兴，要完全摆脱“新词”却越来越不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亦未能“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他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遂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者如张之洞，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扰，确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一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2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但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此时自日本舶来。 如当我们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掌握政策”、“大政方针”、“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语言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