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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2010日语研究生 1021100053 卜琳 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它记录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但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总是生长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在语言活动中，处处有文化的烙印。当代英国的翻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做心脏手术是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早期的语文学范式的翻译注重翻译家语言运用的灵性，而接替它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翻译，这种翻译只重视语言内部结构与构成规律，缺少对语言系统外部的关注，也就是说指重视内部语言学而不重视外部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解构主义批判了结构主义，主张加入翻译轰动中的主体因素，语境因素及受体因素，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实践性。而当今逐渐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翻译主张将言语翻译与文化转向结合起来。 本文即是对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这一方面进行的研究。具体研究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中的影响，作用及积极，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二、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 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地，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所在。翻译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而产生，成为人类文明之间交流的手段的。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 自解构主义运动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了。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三、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擅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四、文化转向的必然性 翻译研究走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这可以从四方面来讲。 首先，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除，人们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文本解构与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让位给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产生过程的研究。 其次，20世纪后半叶西方兴起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与解构主义思潮的结合，对文学与翻译学等学科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自20世界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活跃着一大批批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对整个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批评必然引导人们从具体文本研究走向社会文本研究，文本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历史学，哲学，文化学，政治学，意识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