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三个愿望.docVIP

胡适的三个愿望 ?????????????????????????????文/徐路加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躲不过政治的胡适，为新年许下了三个愿望，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 1937年元旦那天，胡适一定想了很多，否则，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怎会耗去一代文豪七个半小时？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那是在1917年， 27岁的胡适，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那种”政治。不出意外，胡适只坚持了不过两年。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宏愿当时就遭到了左右两面的夹击。左的一面，陈独秀专门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锐地批判，“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胡适一生，以学术和政治为两个主题。大致看来，学术的一条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条却昂然向上。两者的交汇点，恰好是1937年。元旦这天晚上，他也许会想到1922年，当他决心开办《努力周报》时，一班好友建议——“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条可以和十年后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对照——“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虽然都是建议，但是很明显，当年的“下策”办报，已变为最优选项，而胡适的底线也完全不同。当年他还有“干不干”的选择，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计较“怎么干”了。说到“干政治”，胡适大概还会想起当年研究系老人林长民的话：“适之……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林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如果坐过这个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后胡适差点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该算什么？当然，站在1937年的门槛上，残酷图像还是未知。胡适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新年祝辞最终还是写完了，题为《新年的几个期望》。期望只有三个——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另两个，倾胡适毕生之力，都没有看到。 艰难的自由，夭折的独立1937年胡适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必须”二字，似乎透着些许不耐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胡适来说，所谓“宪政”，就是《新青年》时代的“德先生”。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点常识。在《新年的几个期望》里，胡适认为，宪政就是法治。这个定义他已经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著《宪政问题》一文，写道：“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时说:“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好政府”是胡适的思想脉络中值得一叙的概念，其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治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⑴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⑵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哪里是什么“好政府”，明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政府。而所谓“个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论自由。问题是，如何实现？胡适的答案很简单——自己去争。早在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就断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胡适自己也是这样“争”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独立评论》，都是胡适自己在身体力行“争自由”。其中尤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辞最能表达胡适的自由理念。后有研究者列出四个要点，分别是：“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后来胡适还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加了一条：“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媒体要说老实话，恐怕和“好政府”其实是正常政府一样，只是常识，可在当时居然独树一帜。创刊两年后，蒋廷黻对胡适说：“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除了“争自由”，对主编胡适而言，这还是他的“报国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无怪乎迟至1947年，有北大学生来信倾诉对时局的绝望，胡适还回答：“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然后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义》中的话作为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