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视研究的三种范式.docVIP

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摘要：国内“电视文化”研究的困境表现为研究对象模糊、边界难以确定，但更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范式的缺失。文章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资源进行发掘，结合文化研究理论，梳理出三种电视文化研究的范式：文化批评研究、受众研究和媒介—文化研究，意在为规范中国电视文化的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电视文化、范式、文化批评、受众、媒介 　　1980年代以来，受“文化热”的影响，电视文化的概念被提出，并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但电视文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领域，尚需时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董天策在《以电视娱乐文化作为研究范畴与视阈》[1]中首先对中国十多年来的电视文化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认为电视文化研究正面临困境，主要是“研究范围边界不明确”，“研究对象难以确定”，针对这一困境， 他“提出细分化的研究策略对电视文化加以更具体的专题性研究”。应该认识到，电视文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的模糊，实际上源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文化可以涵括一切，于是，“电视文化”的研究就等同于了“电视”的研究，所有与电视有关的物质技术的、制度的、精神的各个层面都得以融入其间。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电视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无法呈现出一个具体的视阈，董文所提出的“细分化”的策略，有利于推动研究更加具体和走向深入，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电视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宏观上存在的研究对象不确定与边界模糊的问题。 　　其实，一个学科领域走向成熟，除了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标志是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研究范式，诚如美国科学哲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所言：“取得一个范式，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2]虽然这一论断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借镜意义。因此，笔者认为，电视文化的研究还存在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即研究范式的阙失。下面对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各类主要的电视研究进行辨析，概括出三种电视文化研究的重要范式，以为借镜。 　　一、范式之一：文化批评研究 　　对电视的文化批评，早先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最典型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他们以宏观的视野关注电视的文化意义。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标准化予以猛烈抨击，当时电视还刚刚起步，但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54年，阿多诺撰写《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的文章，应该算是最早的一篇电视专论，是为电视文化批评的源头。在阿多诺看来，电视产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重结构体，其背后隐藏着潜在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向观众灌输，叫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毒害。阿多诺通过综合弗罗伊德无意识理论与马克思观众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观念，不仅发现了电视的客观结构（节目）是如何与商品生产和分配逻辑相关的，而且揭示了电视媒体使用的内化过程，即意识形态被缝合在结构的背后反复传播，形成大众稳定的社会心理。 　　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者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同样是极其悲观的，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就担心美国的大众文化将会使英国本土的工人阶级文化消失殆尽。不过，其后继者雷蒙德·威廉斯并不这么看，他拒绝使用mass culture（乌合之众的文化）这样轻蔑的称呼，而代之以popular culture，也就是说，威廉斯开始“正眼”来看待通俗文化，对电视加以专门研究。 　　在论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多的是因为“个人的意向（intentions）”，“个人意向，汇整以后，形成了社会的要求，预期了某种科技的出现。在这一过程里，意向与需求固然会因为优势团体（如资本家）的塑造而变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劳动者）的首肯。”如此说来，电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并非就是统治者强加到头上的麻醉剂。威廉斯还考察了电视的传播特点，提出“流”（flow）的概念，即电视与传统的文本阅读不同，而是连续不断的24小时播出，这“意味着人们希望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不看电视，而不是由政府的规定或者电视网的经济考虑来代替他们的决定。”[3]可见，最起码在是否接受电视传播这一点上，观众存在完全的自主权。威廉斯一改法兰克福学派式居高临下的姿态，通过研究电视的传播特点以及西方的媒介管理制度，看到电视受众“创造性”的一面，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此外，还要提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电视文化批评。他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路径，进一步提出“新闻场”的概念，“新闻场”受到经济场和政治场的压制，缺乏自律性，导致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两大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4]他还注意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