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欧阳健《红楼新辨》及其引发的论争.docxVIP

红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欧阳健《红楼新辨》及其引发的论争欧阳健先生将近几年来撰写的系列红学论著汇集成《红楼新辨》一书，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读着这部别具开拓进取精神的红学专著，实在令人欣喜不禁，感慨万端。欧阳的论述正在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誉之者称其是“震撼红学的新说”，毁之者则斥为“《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颇大的“真假《红楼梦》大论战”。毁誉的反差如此悬殊，论争的对立这样尖锐，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对《新辨》的学术价值的最好肯定。而《新辨》在“《红楼梦》大讨论”逐步升级的浪潮声中问世，也就具有更加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红学需不需要突破？红学究竟需不需要突破呢？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极其幼稚可笑，难道有谁说过红学不需要突破么？事实上早在七十年代末尾，海外学人余英时先生就曾深刻分析过近代考证派新红学的严重危机，率先提出了重建红学新“典范”的问题，试图“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见《海外红学论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红学界也不断发出红学急需突破的强烈呼声。例如《红楼梦学刊》在1982年召开的第四次编委（扩大）会议上，就“着重探讨了如何使红楼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新的突破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都发表过许多好意见。（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特别是在1986年召开的《红楼梦学刊》第六次编委扩大会上，陈毓罴先生还尖锐提出“红楼梦研究应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口”的问题，认为我国“学术界，包括红学在内，事实上是处在一个飞跃的前夕”，“可能的突破口是《红楼梦》，而且，《红楼梦》也比较适合作突破口”，甚至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辑）。而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刘梦溪专著《红学》，则更是从学理与史论相结合的高度，对红学的历史与现状做出深入透辟的学术分析，将聚讼纷纭的红学世界归结为“十七次论争”、“九大公案”、“四条不解之谜”和“三个死结”，对红学的处境进行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提出各大红学流派的分歧实质上乃是“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这就意味着，红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从根本上说是要彻底转变观念，更新研究方法，亦即必须在“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上有一个崭新的重大突破。由此可见，红学并不是不需要突破，而是迫切需要新的突破，这几乎已是人们的共识，而且实际上也已经经过多年反复酝酿，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所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突破？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是在维护现有成说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添砖加瓦，充实扩展，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式的“突破”呢，还是不为传统观念所拘缚，大胆解放思想，彻底转换脑筋，变革思维方式，从而推动红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并跃上一个新台阶式的突破？很明显，禁锢在传统红学的思维模式中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继续炒冷饭甚至炒馊饭，已经大不受人的欢迎；而突破原有的凝固多年的红学框架，更不意味着是异想天开，哗众取宠，如同虚无缥缈的所谓“太极《红楼梦》”或者“探佚学”之类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主编拉尔夫·科恩在其《序言》中说：“正如汉斯·罗伯特·尧斯在他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按照尧斯在该书的《我的祸福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看法，认为“获得成功的学术成就的最大的可能性在于寻找和发现目前研究中的空白”。这种“空白”可以是“前人尚未发现过的”新东西，也可以是“来源于一种新观点，通过这一新观点研究那些人们早已知晓、但却从未重视过的旧领域”。经过这样的途径，“就会使迄今通行的范例丧失正确性，通常是‘证明’它‘缺乏根据’，或至少把它变成一个难以确定的两可之物，以便最后将它抛入科学史博物馆而告终”。而新的范例（范式、范型、典范）也就这样同时确立了。显然，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善于“寻找和发现目前研究中的空白”。只有找对看准了这种“空白”，并“证明”它“缺乏根据”或模棱两可，才能使通行范式丧失正确性，也才会产生学术研究的新飞跃。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新辨》，则完全可以说它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目前红学研究中真正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学术新成果。二、《新辨》突破了些什么？《新辨》史料翔实，论述精辟，从脂本辩证，脂批辨析，脂斋辨考，到探佚辨误，史料辨疑，程本辨真，显系一个经过精心布局的整体结构；其涉及的范围甚广，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自然也是多方面的。若从具备重大突破价值的角度审视，窃以为重点应该体现在如下三个学说上。第一，脂本晚出说。脂本是新红学立论的版本基础。所谓脂本，即指脂砚斋批点的《石头记》抄本。迄今发现的脂本共有十来种，这类抄本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