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外语教学精神的失落与回归.docVIP

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外语教学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张晓书 先来审视什么是交际能力。交际能力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社会学家Hmes针对Chornsk的语言能力提出来的。Hmes认为，交际能力不仅包括了语言规则的知识，而且还具有在交际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交际能力有四个参数:(1)语法性:具有判别语法正确与否的能力;(2)适合性:具有判别哪些语言形式是可行的能力;(3)得体性:懂得如何贴切地使用语言;(3)操作性:知道某种语法是否实际出现川。他主张，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那种语言，即必须掌握使用那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何种语体和语言形式。士年后，Candle和Swin进一步把交际能力描述为语法能力、语篇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在这四项能力中，语法和语篇能力是指语言形式的使用，而后两种能力是指语言的交际功能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Bavhume灌出了不同于前述的全新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式。他认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他主张，语言的使用不仅受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的影响，还受使用环境、社会环境的制约。国内学者则提出，语言能力是动态概念，不仅包括对知识的掌握，而且包括在交际时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 综上所述，交际能力是一个人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特定的交际技巧为媒介，运用可能的语言知识实现沟通的能力。这其中，社会文化背景成为交际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缺失社会文化背景的支待，那么，交际过程可能会出现误会甚至是冲突。所以说，纯粹的语言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依靠它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哪怕是最为平常的言语交往。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而言，最主要的语言能力是能够理解那些不大适合语法却适合语境的话语，交际能力观的核心是语言适当性。语言的运用要适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Hmes将交际能力视为文化能力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他对交际能力的认识还过多地关注心理层面。由此可以得出，学理上抽象的、普遍的、脱离特定文化语境的交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于所有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而言，最终要使学习者获得具体、特定的文化交际能力，而不仅仅是具体、特定的语言交际能力。交际语言的适当与否，并非是由语言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该语言特定文化背景的使用决定的。即便是同一种语言，例如英语，中国的文化背景与韩国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其使用往往会有不同的适当性，彰显出不同的交际能力。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即语言的适当性作为交际能力的核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文化规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规约，它们之间甚至可能相互冲突(6)随着人们对语言、文化和交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在交际能力的基础上，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浮出水面，成为外语教学中备受关注的一个命题。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注。刘学惠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多向度的概念，除了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7）。而国外学者如Kim (1991),Gud　kunst(1992)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适应能力。具备这些方面的交际者就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临时搁置或修改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从以上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是与特定的文化密切相关联的，但却又超越了某种文化的限制。它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话语能力，在尽可能地保持自身文化优势前提下，去理解对方，聆听对方，接近对方，这对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和交际，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成为其题中之义。 二、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失落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外语教学从小学到大学，无不聚焦于语言形式教学上，即过于关注语音、语法、词汇及句子成分等方面的训练和培养，而这些外语元素背后最为重要的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敏感性的养成被人为地忽视了。 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过于淡薄 今天的外语教师依然注重外语的知识点讲授，而不是从整体视角去解读语言点背后的文化内涵。这就使得外语教学局限于严格的语法结构和功能的范畴里，并把文化看成是听、说、读和写之外的第五种技能。事实上，教师是在教语言和文化，或语言中的文化，而不是不把语言当做文化来教[[v1。教师文化意识淡薄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外语教学演变成单纯的“外语教学”。在干瘪的教学内容和枯燥的教学过程中，文化完全游离于教学之外。脱离文化熏陶的学生所积累的外语知识点，除了善于通过各级各类的外语级别考试以外，在实际生活交际中，似乎就无能为力。 今天各级各类的外语考试己经成为培养学生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