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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分析及其伦理审视 2013·12 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分析及其伦理审视 摘要 转基因技术发明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关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并在伦理上也引起了争议。很大程度上，转基因技术可能是全球下一场农业革命的机遇。应当正确评价和接受转基因作物，同时制订符合生物伦理学标准的相应程序来促进转基因技术扬长避短、健康发展，使其真正造福人类。 关键词 转基因作物, 生物安全, 生物伦理 1 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现状 三十年前，人类首次成功将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这表明，人类可以把那些有益的性状导入到日常种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中，就能够产出更多更好的食品、纺织纤维甚至燃料。 转基因技术是通过采用基因重组技术改变了目的生物的遗传物质，具体操作方法方法是将人类需要的目的基因转入生物，使生物表达新的性状。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人类生产转基因食品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让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比如减少生产过程中除草剂、杀虫剂的使用），同时也能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能吃上更便宜的、营养更丰富、口味更好的食品。 转基因技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外源DNA引入到一种新的生物中进行扩增和表达，在全新的遗传背景下行使其生物学功能，这赋予了转基因技术跨越天然物种的屏障能力，克服了固有的生物种间基因交流的限制，能够人为进行远缘甚至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基因组合，使人类定向改良现有物种和创造新物种成为可能。 与传统的育种方式相比，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在哪里呢？一方面，有些作物，比如土豆、红薯等，基因变异较少，没法像水稻一样比较容易地进行杂交，要培育新品种就需要借助生物技术。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比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精准。由于转基因植入的基因数量很少，最多不超过25个，通常都是10个左右，所以植入什么基因，期待什么结果，都能比较清楚地知道。当出现某种结果时，研究者们也能比较清晰地知道其背后的机制。但相比之下，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的随机性就很大。杂交育种所运用到的基因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数以万计的基因组合后，当出现某种结果时，研究者很难搞清楚其背后的具体机制。诱变育种更是纯粹靠从成千上万的基因突变中筛选出极少数有用的性状，具体是什么机制也难以解释。 2013 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18年。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商业化发展之后，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世界农业占有了一席之地。其中大豆、棉花、玉米和油菜四种作物在转基因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主要的性状就是上述的抗除草剂和抗虫害两种。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状况参见下图。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今年发表的《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到2012年增长了100倍，由170万公顷增长至1.7亿公顷，并且是连续16年增长。2012年全世界有28个国家的1730万户农民种植了1.7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目前，世界上81%的大豆、81%的棉花、超过1/3的玉米以及近1/3的油菜都属于转基因作物。[1] 转基因作物生产和消费数量最大的国家属美国无疑，且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相继加入到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食用中来，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油菜等作物的种植和使用，中国自1999年开始从美国进口转基因产品，随后一些国家陆续接受转基因作物，2012年，就有西班牙、葡萄牙、捷克等5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范围在逐渐的扩大。2012年，美国种植的玉米高达88%是转基因玉米，其中15%是抗虫转基因玉米，21%是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52%是抗虫兼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6950 万公顷，位居首席；次席巴西3660 万公顷；第三阿根廷2390万公顷；第四加拿大1160万公顷；第五印度棉花1080万公顷；中国400万公顷，位居第六。 转基因技术在作物种植的领域里得到广泛运用，其环保、降低成本、高产等优势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从 1996年至 2011年，转基因作物增加价值982亿美元的农作物产量：其中 51%是由于生产成本减少所得的收益，另外49%来自3.28亿吨产量收益。如果在1996年至2011年间转基因作物没有产出3.28亿吨额外的粮食、饲料和纤维，那么需要增加1.087亿公顷土地。而这增加的1.087亿公顷耕地极有可能使用生态脆弱的贫瘠土地或砍伐热带雨林。传统农业对环境有严重影响，使用生物技术能够减少杀虫剂喷洒，节约矿物燃料，通过不耕或少耕土地减少CO2排放，通过使用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实现免耕、保持水土。1996年至2011年，农药累计减少了 4.73亿公斤，少用了8.9